策劃、編譯■成怡夏
2001年911事件和隨後的一連串事件嚴重暴露美國媒體的缺失。然而事實上，資深美國新聞工作者羅伯•派瑞指出，媒體在恐怖攻擊事件前10年間就已經呈現明顯衰退的狀態。在他的文章中，他提到1970中期，媒體在揭露尼克森總統水門案醜聞以及越戰五角大廈檔案後，採取進一步行動揭露中情局的種種濫用職權的行為，像是非法監視美國人以協助智利軍隊推翻政府等，那時是「新聞工作者發揮懷疑精神」的高峰期。當時有5萬7千名美國軍人在長年的越戰中喪生，因此許多新聞工作者不再給政府無條件的信任。他們主張民眾有知的權利，即使是不堪的罪行也該讓民眾知道。此時，新聞工作者的懷疑精神發揮到極致，演變到後來，媒體甚至對一向在外交政策上享有相對自由決策權的政府官員公然羞辱，導致後來包括當時CIA局長布希在內的國家安全菁英，把後越戰的新聞工作者視為美國打擊全球敵人的最大威脅之一。
這些保守的國家安全精英經過一番周折，透過種種手段把媒體與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逐步瓦解，重新有效掌控較為「愛國的」媒體，傳達官方說詞，媒體的懷疑精神漸漸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愛國媒體出現，這種情況直到伊拉克戰爭後，才再次被戳破。
媒體由懷疑精神轉向愛國精神經過幾個轉捩點，較早一次是在1976年，歐提斯•派克的國會報導揭露CIA的罪行，當時的CIA局長布希以國家安全之名，私下秘密遊說國會壓制這個報導。但是CBS新聞特派員丹尼爾•舒爾掌握全部檔案資料，決定向大眾公開此事，他把消息洩漏給村聲雜誌而將事實批露。最終，中情局以道歉了事。
然而，政府對於具懷疑精神新聞工作者的打壓這才正式開始。1970年代後期，保守派領導人開始要求媒體自行籌措基金，並與攻擊主流媒體記者的團體合作，一起對付這些言論過於自由或不夠愛國的媒體。這項政策到了1980早期雷根時代重新獲得動力，在新保守主義知識份子政策制定者打先鋒下，雷根政府發展出一套內部稱為「觀念管理」的複雜方式，其工作包括了打擊不上道的新聞工作者。
最有名的事件是1982年紐約時報特派員雷蒙•鮑內報導薩爾瓦多右翼行刑隊，並揭露美國支持的薩爾瓦多軍隊進行大屠殺事件，由於報導挑戰了雷根對薩爾瓦多軍隊重視人權讚譽有加的說法，觸怒了白宮，而遭來批評，他的愛國立場也被挑起來公然接受檢視。就像其他批評雷根的外交政策的記者一樣，鮑內內外交迫，外有公眾對其名譽的攻擊，內則有該報編輯向他遊說，結果是他自紐約時報離職。
在雷根1984年選舉壓倒性勝利之時，保守份子已經準備好動聽而易記的口號標語，以防備任何新聞工作者或政治人物對美國外交政策批評。這些批評政策的新聞人員被稱為「責難美國的先行者」，在尼加拉瓜衝突中則是「桑定同情者」。這種透過毀謗新聞工作者愛國情操的作法，其實就是要挫折那些報導雷根外交政策者的懷疑精神，並一手遮天左右中美洲和中東以外的民眾視聽觀瞻。
慢慢地，一群新世代的新聞工作者開始佔據重要的新聞工作崗位，他們深刻了解，在國家安全議題上過多的懷疑精神會危及個人的職業生涯。他們直覺地了解，不管他們報導什麼，都有辦法變成保守份子攻擊機器的箭靶。伊朗門事件後，華府功利主義的政治氛圍日增，1993年1月雷根－布希時代結束之際，「懷疑精神的新聞工作者」已死，至少在國家安全議題上是如此。
1996年，反毒品非法交易的爭論重新出現，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都強力抨擊對揭露醜聞有興趣的記者蓋瑞•韋伯。即使1998年中情局終於承認犯下罪行，各大報仍對這事件採取輕輕帶過的處理方式。
2001年共和黨重新掌政，新聞界主要人物和普通記者都明白，想要保住工作就要聽命行事：「愛國的」記者當道，「懷疑精神」的記者鐵定出局。911後這種趨勢愈演愈熾，布希政府外交政策的正當性更加不容質疑。
2002年布希從阿富汗的賓拉登轉移焦點到伊拉克的海珊身上，「愛國」記者如影隨形。少數仍維持「懷疑精神」的媒體名人都沉寂無聲，如MSNBC節目主持人菲爾•唐納胡的節目，就因為訪問過多反戰份子而宣告停播。紐約時報記者茱蒂斯•密勒報導伊拉克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細節，像是伊拉克購買鋁管以製造核彈等親政府報導。
2003年鮑威爾在聯合國指控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美國全國的新聞媒體都臣服在其言論下。華盛頓郵報專欄版整版如獻禮般進貢給政府，然而這在事後證明只是誇大與徹底的謊言。有懷疑精神的新聞工作者可說是一個也不剩。更別說開戰後媒體全部一面倒歌功頌德﹐半島電台播出美軍被俘的畫面令人髮指﹐但是沒有人覺得美軍俘擄伊拉克人的畫面有什麼不對。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未現形﹐這批新聞工作者也沒人提出嚴正的質問﹐新聞工作者豈不該為2千名美國士兵以及數萬名伊拉克人的性命負責﹖如今﹐這場伊拉克戰爭以被預測將會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策錯誤﹐然而這場災難的核心就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政府之間的友好關係所致。（資料來源�亞洲時報）
本文來源：[url=http://lihpao.shu.edu.tw/]台灣立報[/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