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若好，再沒有更好的電影、雜誌或報紙。但是，電視若壞，傳播環境再也不能更壞了…請跟我來，在您的電視開始播送節目時，靜靜坐在螢光幕前直至收播，您應該會同意，眼前是貧乏不毛的荒原大漠…」。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創設以來最知名、最受尊敬的主席米諾（Newton Minow），在1961年對業者發表了這場「荒原講演」（wasteland speech），不但是電視批評與願景的里程碑，也是美國二十世紀百大講演之一。
四十多年已然過去，美國電視更是不堪了。許多美國人忍無可忍，於是在去年夏天對「福斯新聞頻道」提起了訴訟，要求司法單位取消該頻道使用「公正與平衡」作為商標的權利，因為它的新聞實在是「誤導視聽、欺騙大眾」。娛樂節目充斥著主持人「自豪地」表示，看的人夠多，他就可以大談特談「我和我太太所有姊妹上過床」、「我男朋友在拉皮條」，然後台上台下互相叫囂，至於誘使來賓在電視暴露隱私，事後造成當事人自殺，只好是牟利過程的失誤。
但FCC對於美國這樣的電視結構與內容表現，能夠怎麼樣呢？FCC主席的上焉者不多，即便賢能如米諾，最後還是落得欲振乏力的結局。下焉者如丹尼（C.
Denny），離職後六個月就去擔任他的規範對象，也就是NBC的總裁，薪水是原職的三倍。現任的鮑威爾(Michael Powell)在第一任期間，也就是1997年底至2002年，接受了媒體集團8萬4921美元、共44次的旅行招待。鮑威爾在2003年6月放寬單一財團所能持有的媒體資源上限，但社運團體群起反對，幾經訴訟，這才迫使FCC不得不接受法院的裁決，並在年初宣布將研擬新規定後，另再召開公聽會。
這裡不是說，因為FCC失敗，因此「管制」機構注定沒有用，當然更不是說，既然FCC的管制效果不彰，所以我們與其花力氣弄個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留新聞局，讓它繼續執行既得利用傳媒宣傳，又能夠堂而皇之地享有規範傳媒的權力。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指出一件事實：從1995年朝野都說要廢置新聞局至今，而特別是9月27日新聞局刊登廣告，為執政黨版本的NCC說項以來，我們花了太多的功夫在NCC，就是沒有問，有了NCC，無論是朝或野的版本，究竟對於通訊與傳播的環境，能夠有些什麼作用與意義？特別是對於國人最為不滿意的電視，NCC能夠有哪些積極的改進？
按理應當衡情說理的報紙社論，其下焉者忙於玩弄行文技巧，迴避其誹謗言論可能召來的法律責任：「媒改團體，早已是領政府津貼的狗腿…有如當年希特勒的黑衫軍…」、「當局…御用的所謂媒改團體」。其言之有物者最多也只能檢討，藍軍執意要明訂政黨提名比例雖然不符合他國法規常例，是否是幾年來，朝野互無信任的程度持續加深而不是減輕之下，必然的結局？所有話語都是在NCC必須儘快成立的框架下進行，消失的是，我們想要，或者，比較精確地說，在傳媒環境加速惡劣而朝野政黨無能的情況下，我們還敢於要什麼樣的傳播環境？消失的是，即便是最有效能的NCC，能夠為催生或營造這樣的環境而作準備嗎？
諷刺或有趣的是，NCC組織法唯一的微薄「價值」提示，反倒在藍綠共識下消失了。該法第一條的藍軍版本，原本說要促進「公平」競爭，要「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但朝野協商後，卻取下了這些文字，大體僅留存行政院版本的措辭。
雖然立法旨意有了「公平競爭」、有了「尊重弱勢」，有了「多元文化均衡發展」之後，並不能直接產生實質的傳播環境之變化，它們也無法提供太多空間，讓日後據此而作主張的論述，立即產生催化制度變化的物質力量。然而，我們不妨說，這些價值與字眼的懸掛，還是存在著潛能，比起沒有懸掛，總是多了一些積極素質或召喚。藍軍原先作此提示，說不定不是純屬偶然，而是不無想藉此順便收取名聲的意思；綠軍不忘取消這些字眼，興許不是只有行政尊嚴的作祟，可能也看到了言詞文化轉成物質壓力的「危險」。
假使要「公平競爭」，就不能容許私人業者的規模太大，至而阻礙其他業者與其競爭；假使競爭不能只是為了利潤歸私而作競爭，那就要有其他標的之競爭，比如，要有觀點的競爭，且不是僅限於藍綠觀點的競爭（除非我們認為台灣只存在或只需要藍綠的言論）。假使要「尊重弱勢」，那麼，相對於大企業，中小企業是弱勢；相對於男性，女性是弱勢；相對於都會，鄉村是弱勢；相對於異性戀，同性或雙性戀是弱勢；相對於資方，勞動者是弱勢；相對於有工會組織者，無工會組織者是弱勢；相對於健康人，殘障者是弱勢；相對於人、相對於漢人，動物、大自然與原住民是弱勢。假使要「多元文化均衡發展」，我們不能只知道美國的主流文化，還要知道美國的邊緣文化，還要知道其他國家的文化；我們不能讓爭強致勝的文化如同癌細胞的增長，卻聽任互助合作的文化缺氧而持續萎縮；我們不能只是鼓勵或培植消費第一的文化，也必須以同等力量與資源，投入在激生與養育「只求簡單再生產」的工作與消費倫理。
這些不同的競爭標的、弱勢與多元文化的清單，還可以往下繼續羅列。我們沒有人是野蠻人，我們都能認知這些字眼的價值；認知而不肯努力使傳播實務表裡如一，那我們就是虛偽了；要能如一，我們就不能不理解國家的雙重性：國家是傳媒「秩序的管制者」，國家也必須是傳媒「資源的提供者」。即將通過的NCC組織法，截至目前為止，反映的是「管制者」意識，國家作為傳媒「資源提供者」的歷史，在台灣還沒有正式開始。
（本文作者馮建三為本會董事、政大新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