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台大經濟系事件」嗎？2023年5月台大經濟系進行系學會選舉時，其中一組候選人的政見出現嚴重歧視，洋洋灑灑16條都正中性別、種族、職業等弱勢群體紅心，引發社會關注。

事實上，這件事除了反映跨文化教育的挑戰之外，從「媒體」的角度也有值得深思之處。比方說，區區一個「學校的系學會選舉公報」，可以如此大規模地炎上成為全國熱議焦點，就與網路的傳播環境有關；又或者，這兩位學生承襲了某種「網路文化」，說不上特殊案例，這種言論早就充斥虛擬世界。

的確，當「網路」也是形構社會的一部分時，不僅線上與線下溝通的文化差異會造成衝突，更要進一步自省：「網路上習以為常的溝通方式，有問題嗎？」於是，本集節目邀請專精人際溝通、跨文化溝通的世新大學口傳系教授李佩雯，與我們討論在當前的媒體環境下，如何看見「人」，並且「重新與人對話」。

「學生問我『為什麼還要學實體溝通？』，我太驚訝了！Z世代的同學已經開始覺得不需要面對面溝通，而在我接受這個事實的同時，我也希望他們可以在很多虛擬視窗中，還保留著實體的視窗，也就是我們肉身正處的這個時刻。」——世新口傳系教授李佩雯

▌教室裡的教育有侷限，與「人」面對面很重要

李佩雯回頭翻找中小學課綱「媒體素養」的篇章後發現，我們大多都在教學生「What」，也就是怎麼辨識假訊息或是怎麼找到好內容；而缺乏「How」的教學，意即我有與他人對話、表達自己的需求時，很少人教「如何做」比較有禮貌。又例如，108課綱其實已納入許多與多元文化有關的內容，但不論是教育現場的老師和同學、甚至是教科書編輯，他們都反映，這些內容很難實際有效地內化到日常生活中，李佩雯認為這源自於「教室內教學的侷限」。

事實上，這樣的侷限就血淋淋展現在「台大經濟系事件」的兩位學生身上。李佩雯說，這兩位學生都是課業程度很好的學生，但多元文化的知識內容，卻沒有經由學習的歷程，進入他們日常生活的系統裡，而只被當作拿來考試、晉升的工作。

為了打破侷限，李佩雯指出，我們應該鼓勵同學走出教室，用實際的體驗去感受知識的真諦，就像他每學期都會安排「校外教學」，又如同歐洲大學生常有「Gap Year」的文化，都是希望學生透過實地與世界接觸，感受「人」的真實感。

▌媒體是「第三個學習空間」

主持人賴麒全表示，每天從早上起床到晚上上床睡覺，大家幾乎都處於手機不離身的狀態，有些人甚至一天會用6個小時的手機，而在這種「無處不媒體」、「無時不連線」的情境裡，使用媒體不僅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也讓學習樣態產生質變：媒體成為除了家庭、學校以外的「第三個學習空間」。

簡而言之，我們每天使用媒體的行為，不僅僅只是娛樂，而是一種學習，會深深影響我們的認知及行為。

▌原來是「媒體」豢養出這兩位台大經濟系學生？

當李佩雯得知這起事件，他第一個想法是「他們背後究竟是『什麼』，支撐他們說出這些歧視性內容，而不害怕後果？」作為傳播學者，李佩雯開始從「媒體如何影響閱聽人」的方向找答案。

他意識到，過去大人世界一些所謂的「失言」，其實本質也是非常具歧視性、攻擊性的仇恨言論，但卻都被整個社會以「失言」作結，輕輕放下。又例如，近年台灣興起喜劇、脫口秀的風潮^[1]，然而其中卻會出現歧視女性、嘲笑鄭南榕等「地獄梗」的文化。李佩雯質疑，這真的只是地獄梗而已嗎？或者已經逾越玩笑而本質上就是一種歧視，但演出者卻依然沾沾自喜？

李佩雯認為，浸淫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下，或許是這兩位學生覺得「只是開開玩笑沒關係」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曾有學生分享，在「直男」的群體中，彼此說話的溝通方式的確經常帶髒字，或者說一些不會在女性面前講的內容，更嚴重的是，如果直男之間不這樣講幹話，甚至不去攻擊某些族群的話，好像就會貶損自己男子氣概、不像男人。

▌「流量至上」的遊戲規則，是助長極端言論的幫兇

如果這種言論有問題，為什麼還會充斥著媒體？賴麒全分析，由於當今媒體的獲利方式服膺在「流量至上」的規則之下，所以即便是一個不合乎倫理的玩笑，它們都可能「刻意而為之」，因為「被罵也是一種流量」。更弔詭的是，在「炎上」之後，反倒可能因為打開知名度而獲得影響力，最後被廣告主相中，進而獲得更多收入。

李佩雯表示，當我們的媒體環境因為追求流量、追求收入，進而讓缺乏新聞價值的內容被用力傳播，那麼閱聽人每天就在這樣被轟炸的狀態下，可能就會萌生「這樣做好像很酷」的想法。因此，媒體素養教育就是要幫助閱聽人找到「評判資訊價值跟品質的標準」，進而被推播到腥羶色的新聞時，能夠忍耐、不點進去，最後達到汰劣優存。

▌我們身處「失去面對面對話能力」的AR時代

賴麒全觀察，社群媒體讓實體生活猶如一場「擴增實境遊戲」，因為我們PO在線上的那些訊息，都變成我們線下互動的重要基礎，換句話說，當我們無法掌握對方的線上動態，即便面對著面，我們可能都不知道如何展開互動。事實上，這種狀態經常導致「資訊焦慮」或「錯失恐懼（FoMO）」，也就是人們必須時時刻刻盯著社群媒體，深怕錯過朋友的動態。

自從2010年之後，李佩雯的學生都是從小就接觸手機的「數位原住民」，他發現，下課時間同學們都不聊天了，反倒是立刻拿手機出來，他甚至發現，現在的學生遇到困難時，已經比較少找老師了，因為「他們真的比較不習慣跟人面對面交流」。他也感嘆，當代人「失去探問能力」，若缺乏線上的資訊當作「談資」，就不知道如何與他人對話。

另外，李佩雯也感受到學生得憂鬱症的比例提升^[2]，他認為這跟3C產品的使用也有關係。他解釋，我們每天使用科技產品時，不論是看影片或是點擊，都是在刺激大腦釋放多巴胺、血清素等等，長期下來我們對於刺激的需求就會提高，最後可能導致內分泌失調。

▌看見人的「差異」，但不造成「對立」

「差異」跟「對立」經常是一線之隔。所謂差異，白話解釋就是「不一樣又怎樣」，李佩雯認為，其實每個人都非常不一樣，每個人都是一個文化，即便是台大經濟系的兩位同學，看起來是一掛的，但如果仔細去看，也可能發現他們之間存在跨文化的差異，只是他們不自覺而已。

他強調，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個體，有著不同的文化，所以我們每天跟他人互動，就是要學習理解彼此的差異，畢竟這個差異不一定會造成我們之間絕大的不同，或者是生活上的困難。換言之，如果我們視差異而不見，甚至把差異過度放大，就會隔絕彼此，形成「對立」。

▌開玩笑很容易變歧視？其實「幽默」還有很多方式

在EP11康庭瑜老師接受訪問時，他認為「開玩笑是很高超的傳播技巧」，因為「幽默經常要基於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常建立在權力的不對等，所以在開玩笑與歧視兩者之間，界線可能很模糊。」

不過，李佩雯老師認為「幽默不一定都跟權力關係放在一起」，它也可能源自於「共同經驗或集體記憶」，比方說美國有個脫口秀節目叫做《Relatable》，它就是訴求讓觀眾產生「Relate（有感、有關）」，因此這樣的玩笑通常無傷大雅，卻能勾起觀眾心中的會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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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李佩雯強調，不是說喜劇或脫口秀不好，他也坦言自己非常喜歡看這類型的節目，但理論上節目中諷刺的對象，應該是權力地位比較高或政治人物，如此才能達到一些社會功能、盡到應盡的社會責任。然而，他觀察國內部分節目卻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註2] 李佩雯指出，「憂鬱症比例提高」可能也跟大家的病識感提高，或者是污名化的現象減緩有關，不一定直接與科技產品的使用有所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