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疫情對社會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新聞媒體自然不自外於其中。6月時,我們的實習生如儀,訪問了《報導者》及《焦點事件》,兩家依賴社會捐款支持營運的「獨立媒體」,完成了「疫情下的獨立媒體」這個專題報導。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面對疫情的衝擊,這些獨立媒體怎麼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採訪/翁如儀
2020年COVID-19(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其中新聞媒體在各方面受到的衝擊甚鉅,除了人力調派、勞權等問題之外,記者防疫物資的缺乏與必須接觸不特定人群的高感染風險,都是疫情帶給媒體從業人員的附加隱患。
獨立媒體規模小 參加每日記者會分身乏術
不同於主流媒體人力、資源的相對充足,獨立媒體在因應疫情上更有其困難及風險。獨立媒體《苦勞網》與《焦點事件》創辦人孫窮理表示,由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欲採訪疫情記者會的媒體若沒有每天出現,往後就不被允許參與記者會,因此,由孫窮理主導的獨立媒體《焦點事件》,雖然目前編制僅有二至三名記者在實際跑線,仍須每天調派一名記者前往記者會。孫窮理指出,《焦點事件》雖然不像主流媒體,需要緊追著記者會的每個實時動態,連「連一」、「連二」、「加零」這種新聞都得每天發,「但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想要先跟上,可是我們只有兩個記者嘛,去一個就剩一個,人力就卡在那裡了,但一定要跟著的原因,就是得知道疫情發生了什麼變化。」
防疫資源不足 記者亦成高感染風險族群
除了最基礎的人力調派問題,防疫資源的不足,不僅是獨立媒體遭遇的困難,也是所有在第一線的新聞人員最大的擔憂。《報導者》記者林雨佑指出,諸如醫師、護理師、餐飲業、台鐵工作人員等行業,都會提出自己是高感染風險族群的疑慮,但鮮少有人會想到,在第一線採訪的記者也是疫情現場的重要人員,還必須接觸不特定人群,不僅感染風險高,官方政策對平面及網路媒體也沒有明確的防疫措施。
「大家可以去看新聞畫面,電視台記者背後的消毒人員都是全副武裝,戴口罩、防護衣在那邊噴,但記者並沒有。這也扣到另一個問題,老闆可能也想買防護衣,但就是買不到,那怎麼辦?」對於政府是否有必要分配一部分防護衣給前線記者,林雨佑也表示,大眾一定會討論是否有這個必要?「我自己覺得有這個必要啦,不然就是記者不要進去採訪。」
深度剖析疫情現況 發揮獨立媒體特殊性
對獨立媒體而言,做出有別於主流媒體即時、淺顯的報導是重要的特點之一,但在疫情期間,報導該如何保有自己的特點,又能跟上時事,也是一大挑戰。「我們做疫情的東西看的人非常少,當然不是說疫情新聞沒有人看,而是大家似乎不太企圖從我們這得到疫情的基礎資訊。」在苦勞網待過18年的孫窮理清楚了解媒體業的運作模式,明白獨立媒體的定位,也努力找尋深度剖析疫情現況的方式。
以《焦點事件》為例,其報導的關注點與一般媒體較不相同,側重於社運類議題的挖掘與評析,這也是《焦點事件》相較於其它媒體的特殊性。過去三、四個月,《焦點事件》不停研究疫情衍生出的議題,力求讓大眾看到不同面向的社會問題,從疫情對外籍漁工的影響,到港澳陸生來台問題的報導處理,都必須對議題有一段時間的觀察與研究積累,才能理出相關背景知識、與對社會脈絡的影響,孫窮理也強調,「在疫情報導上,要讓大家知道我們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同中求異 找出真正重要的社會問題
《報導者》這半年來也進行了許多嘗試,企圖做出既有深度、又有特點的報導。例如被眾多媒體關注到的「手語翻譯員」這項職業,各家媒體一般只看到其中的趣味性,但他們的人生故事與許多制度面的問題,卻鮮為人知。執筆「手語翻譯員」專題的《報導者》記者林雨佑就指出,主流媒體較沒有時間和心思去關注手譯員制度層面的問題,多停留在「能即時翻譯英文的手譯員」或「『是在哈囉』的手語怎麼比」這類相對有話題或趣味性的報導角度。
林雨佑分享,專題的第一篇報導,著重於描寫手譯員的人生故事,像是一個父母皆為聽障人士、姊弟則都從事手譯員工作的家庭,讓讀者感同手譯員的處境,也加深他們想了解這個行業困境的意願。「第二篇就開始講制度面,全台有多少手譯員、培育的問題是什麼、跟其他國家比,我們還有哪些資源不夠、公部門之間有出現什麼樣的問題等等。當然這一篇也是花最多力氣的,它不像第一篇軟性(報導)讀者那麼多,但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更重要的。」
《報導者》編輯部採訪主任楊惠君表示,媒體大部分情況還是在同中求異,有些素材各家媒體都感興趣,「尤其像我們這樣的媒體,不會想要重複別人做的事情,而且我們也不想只是走一些好像台灣之光啊,或者是心靈雞湯這種勵志的人物(報導),不是說這些東西不值得這樣做,是這樣做的媒體太多了,我們比較希望這個人物能代表某種社會意涵、族群或是反映社會狀態,就算做人物我們也希望他能夠更豐厚一點,而不是只寫他個人的奮鬥過程。」
媒體產製成本高 獨媒無財團支撐處境尤艱
但相對深層的報導所要付出的成本勢必更鉅,因此讓民眾意識到優質媒體需要龐大成本,以及肯定獨立媒體的價值,並願意以金錢支持,是不靠廣告收益及財團經營的獨立媒體,在運營中的一大挑戰。楊惠君認為,許多民眾認同《報導者》所作的報導、也很願意閱覽,但由於台灣的資訊取得快速、方便又容易,大家對於「付費閱讀」報導這件事的意願不高也不習慣,許多開展「會員制」的媒體也受到許多挑戰。「因為我們的組成就是社會的捐助、是台灣社會的資產,所以我們不會用會員去鎖內容的方式,我們的內容當然就是越多人看越好,但是越多人看,還是需要越多人支持,才可能可以產生更多的好媒體。」
相較規模較為龐大的中型獨立媒體《報導者》,小型獨立媒體《焦點事件》遇到的困難則更為艱鉅,有時候資金吃緊到連每個月發薪資給記者,都會陷入幾乎入不敷出的處境,「我們一個月的支出大概20萬,然後每個月存款到月底是不足20萬的,所以捐款一掉下去的話,就會產生周轉問題」,孫窮理坦言,《焦點事件》雖尚未發生過完全付不出薪水的情況,卻曾有過薪水發完後,所有資金僅剩一萬多元的窘境。
創辦人孫窮理獨挑營運大樑,從苦勞網抽身,自己出來辦媒體的壓力不言而喻,加上《焦點事件》一直在進行「帶路博弈系列專題」,必須讓記者出國採訪,資金的問題,也讓出國的記者,寧願在機票、住宿等花費上能省則省,也不願因此犧牲《焦點事件》對研究專題的堅持與報導的品質。
「用報導與更多人對話」
但孫窮理也明白,這本是許多獨立媒體共同遭遇的瓶頸,他認為,身為獨立媒體,要突破這些瓶頸,必須讓群眾看到你有不一樣的東西,不僅要維持自身媒體的獨特性,也要開發新的東西、擁有新的群眾,才可能突破困境。楊惠君也認為,獨立媒體的挑戰,每一天都在持續,但要如何讓民眾對新聞產製重新產生信心,相信台灣有不受黨派、財團控制的媒體,並認同獨立媒體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用報導跟更多人對話」,是獨立媒體應堅守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