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的民主化過程中，媒體應該擔負公共責任、提升民主品質。然而，台灣自1993年電波開放以來，國家管制權能弱化，缺乏妥善規劃建構媒體環境之能力；媒體百花齊放下漸受市場俘虜，不只失去監督政府的功能，枉顧公共責任與侵害人權的現象頻生；公民社會對政治民主化、媒介民主化有所期許，表達意見與介入政策的管道卻仍受限。衡諸媒體的民主角色與當前現實條件，媒改團體主張，健全媒體環境應該透過公民參與、業者自律與有效的國家管制，並透過法律導引資源的提供，改善媒體產製環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二屆委員在施政信念中提出，其政策工具與手段使用，「在創造良好功能運作市場(well-functioning markets)的可能性」的同時，「對市場偏倚性的校正，相當程度加入社會文化價值的判準」。基於上述信念所擬定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指向矯正市場失靈、轉向社會價值的修法方向，我們給予肯定。例如草案在結構管制中，明確化進退場機制，透過執照核發及換發釐清業者責任，以及促進數位電視頻道之公平授權秩序；在內容管制中，對置入式行銷進行規範，嚴禁新聞及兒少節目不當的廣告置入，捍衛閱聽人權益；在管制過程中，將公民諮詢委員會制度化，提供公民參與空間。 然而，草案中對於新聞業者的約束、對於廣告分級的要求，輕率以內容管制為之，引發侵害言論自由與行政裁量過大之疑慮，造成國家管制與業者自由之間的對立，確實是政策手段偏差之處。偏差的理由導因於管制者只著重消極限制，缺乏以積極手段導引產業良性發展；管制手段偏重單方國家行為，忽略透過國家、業者與公民社會三方力量導引結構的自律與他律。 針對以上兩點缺失，我們認為，在通訊傳播管理上，主管機關應該通過法規，以國家之力，導引結構的自律、他律及資源的提供。進一步言，政策手段的選擇如下： 一、 以結構管制為主：台灣廣電媒體生態惡化，肇因於市場惡性競爭，同時缺乏健全的進退場機制，導致業者競相壓低成本、分食有限廣告收入，黨派化與小報化等惡習積重難返。正本清源之道在於透過有效的結構管制，導正市場秩序與業者行為。詳言之，主管機關應藉由執照之核發及換發，要求業者善盡資訊公開、改善勞動條件、提高節目品質、嚴格執行自律、服務閱聽人權益等要件，讓符合資格的業者進入市場，表現不良的業者退出市場。 二、 內容管制應以共管 (co-regulation) 為原則，而非行政機關獨力為之。我們主張，台灣現階段的共管架構，應包含國家、業者與公民社會三方共同為之。以新聞頻道的真實查證與公平報導而言，法律應責成新聞業者成立集體自律組織，訂定自律公約，若業者有違反自律公約之虞，由公民參與機制進行審核與判斷，結果作為主管機關裁罰與換照的依據。共管的制度設計，可導引業者集體自律，避免不當行政裁量，同時強化公民參與。 三、 增加公民參與空間，以使傳播管制服膺公民需求。在媒體公共問責層面，應責成媒介經營之資訊公開，接受公民監督；在媒介經營過程中，公民對於媒介內容有合法諮詢之地位。傳播政策制定及執行過程中，亦應有公民參與空間，包括：傳播管制相關資訊要公開透明、重大政策應召開公聽會聽取民意、更積極的做法是公民代表參與傳播內容、執照核發及消費者權益相關事項之諮詢委員會及審查委員會。 四、 無論是結構管制，內容共管或公民近用，都需要充足資源的挹注。我們建議，政府應該導引業者將營運之所得依照各衛星頻道業者的規模大小，量能提撥，自助助人。具體做法是，徵收業者部份營業額作為影視基金，基金作為改善本地影視製作產業環境，改善生產條件、提供公民近用管道，以及提高共管效能之用，從而為健全並發展台灣的媒體產業，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