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6日，暌違13年終於再次修正《公共電視法》，這次修法如此順利，是因為觸及的議題大多已取得社會共識，且公視董事會更在今年初自行提出「8項修法訴求」，可謂「天時地利人和」。然而，「華視問題」雖然也在8項訴求內，甚至在修法過程中，亦有朝野立委對此提出質詢，但卻仍未能在本次修法一併處理。文化部長史哲定調，此次修法優先處理爭議較小的部分，華視的問題有待第二階段修法處理。
華視開播已逾半個世紀，原先為國防部、教育部與部分民間人士合資的無線電視台，在黨政軍退出媒體後，成為公共化的無線電視台，併入公視為首的「公廣集團」。華視的公共化之路始終面臨定位不明的困擾，一方面要自負盈虧、一方面又要負擔公共任務，以致長年財務虧損。在《公共電視法》修法成功之際，關心公共媒體發展者欣喜之餘，也疾呼下一階段修法正視華視定位問題。
2023年7月1日媒觀會客室以「壯大公共媒體，華視什麼問題？」為題，邀請公共電視基金會董事長胡元輝、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馮建三、台灣人權促進會執委及華視監察人周宇修，一起從歷史面、法律面、實務面等角度，深入瞭解華視困境的實況，並展望第二階段的修法進程。
▌歷史面：華視的問題不是華視的問題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華視）成立於1972年，起初是為了擴大社會和軍中的教育，並達成「全面文化作戰」的目的，因此除民間股份外，國防部、教育部也都有投資，而這也是軍事節目「莒光園地」由華視負責製播的原因。後來2006年立法院通過《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行政院落實朝野「台視民營、華視公營」的共識，因此將政府原持有的華視公股，以及向民間買回的華視民股，一併「附負擔捐贈」給公視基金會＊。
＊註1：公股捐贈方面，2006年4月21日完成財政部公股及財團法人黎明文教基金會所持有的華視股票（共計71.16%）附負擔捐贈給公視基金會；民股買回方面，政府先以賣出台視股權的七億餘元經費，做為購買華視民股的基礎費用，然而當時華視民股初估價值近八十億，不足的部分，將由政府以三年編列預算買下，於是行政院便於2009年5月決定將以34.41元的平均價，向華視的其他股東買回華視股份（未完全買回）。
不過，當時因為價格問題導致「公共化不完全」，於是目前華視股權共掌握在公視基金會、華視文教基金會、聲寶公司三者手上，前二者合計約95%，屬於已公共化的部分；而聲寶公司目前仍握有約5%的股權，屬於尚未買回的民股＊。事實上，華視如此「不公不民」的狀態是造成其困境的關鍵癥結點，因為它一方面要自負盈虧（因仍有民股，政府難以編列預算捐贈），一方面又要負擔公共任務（源自公股處理條例要求，以及社會對公廣集團之期待）。
＊註2：此數據計算自經濟部商業司登記資料（2023年7月），公視基金會持有140,722,244股、華視文教基金會持有7,480,352股、聲寶公司持有7,581,314股（4.87%）。然而，華視監察人周宇修提出「華視對監察院111年調查回覆」之資料顯示，華視要買回的民股為16.76%。簡言之，目前華視民股比例為何，本文尚未能確定，但並列提供以上資料供讀者判斷。
弔詭的是，「附負擔捐贈」明明是一個雙向關係，同時規定了公廣集團及政府的責任義務，像是華視應該「播送多元、優質及符合公共利益之節目」；而政府則應該「編列預算」捐贈給華視以履行上述義務。然而，周宇修指出「贈與一直都沒有給到位」，換句話說，華視一直被「負擔」追著跑，但政府卻自始至終都沒有履行「捐贈」義務。
這是一個長年未解的問題，因為監察院早在2015年就明確點出：「處理剩餘民股買回」及「政府之附負擔捐贈」兩大延宕是華視具體的問題核心，這讓過去因為戲劇與綜藝節目而相當賺錢的華視，在公共化後八年以來（2006-2014）虧損高達22.7億。對此，當時文化部回應華視為「具商業經營能力之公共化電視臺」，在定位上已明確公共化，不一定要買回民股；但其認同政府應編列預算予華視，於是欲透過修公視法處理，然而最後未果＊。
＊註3：2014年4月10日行政院提出公視法修法草案予立法院審查，其中第24條規定「前項第一款之捐助，政府應依公廣基金會...其持有股份之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之發展需求...優先編列。」希望作為華視解套，不過後來此修法版本並未通過。另外，截至2023年最新的「公視法」版本，亦仍未有相關條文。
此外，馮建三直言「華視問題不是華視的問題，行政院也要負責一半」，因為除了定位模糊對華視發展造成阻礙，行政院在公共媒體規劃與制度設計上沒有善盡責任，導致「政治力量」經常干預公廣集團運作，成為阻礙華視發展的絆腳石。他舉例，2004年到2006年間華視曾發生政治干預的爭議，當時華視工會雖主張「擁護徐璐續留總經理」，但最後是被稱為「民進黨政治酬庸」的江霞出任華視總經理，甚至一度有「江霞干預新聞部」的指控。
直到2022年，都還有政治力干預華視的案例，馮建三坦言「如果政府是歹竹，怎麼期待公廣出好筍？」，他認為政府不是沒有錢、是分配不當，因為政府可能認為華視即便持續虧損，但資產還是大於負債，所以不急著給錢。馮建三強調「這是很糟糕的思維」，進一步言，「政府對新聞／傳播／文化政策消極」才是所有問題的核心，因此在下一階段的修法，全民應該要督促政府擘畫媒體政策願景，並積極任事。
▌法律面：華視作為「公司」，到底要替股東逐利？還是追求公益？
周宇修從法的角度分析「公視與華視的矛盾」，因為公視要遵循的是《財團法人法》，但華視卻是遵循《公司法》，這兩者在本身定位上的差異，理所當然造成諸如「公司的目標是替股東賺錢，但華視卻被認為不應以營利為優先目的」的矛盾。更甚，當公視作為華視的最大股東、具有主要決策權時， 這兩者的矛盾就更直接表現在華視的「公司治理」上了。
例如，華視過去在戲劇和綜藝節目相當賺錢，但當「公股處理條例」課予其「多元、公益」的義務時，對華視的實際影響（限制）就相當大；又如，在2022年華視董事會要任命華視董事長時，「究竟需不需要經過公視同意」成為一個大哉問。有人認為，華視是一間獨立的公司，可由華視董事會自行決定；但另些人認為，華視仍須遵守「公股處理條例」規範，也就是華視決策需經公視同意。事實上，實務運作方面「公視與華視的確是高度重疊的」。
周宇修也分享2006年當時「整合華視與公視新聞部」的案例，當時面臨第一個矛盾是「兩者是否需共用一套製播準則？」，雖然後來確實在人力、資源、辦公室等方面都整合在一起，然而不過9個月，兩者就鬧翻了。時任華視總經理小野指出：「當初對納入公廣集團充滿期待，但是合併九個月以來，華視未享公視資源，反而處處受限被矮化。公視欲主導華視新聞製播，但華視必須自負盈虧，在商業電台、公共電視台角色間掙扎。」
華視是公廣集團一份子，公視也握有華視多數股權，但作為華視監察人的周宇修坦言，「由公視指揮華視，不代表運作都是順暢的，甚至從華視本位來說，公視其實是一種『干預』」。不難理解，無論法律面或角色定位，華視與公視就像油水一樣難以融合，甚至，「具備商業能力的公共台」本身就是看似充滿矛盾的命題。
那乾脆把華視賣掉，留下公視就好了？事實上，藍祖蔚就曾提出「拍賣華視救公視」的說法，先不論可行性，這個方法其實彰顯出華視具有的先天優勢——價值不斐的土地資產。事實上，華視於2015年、2021年都曾提出過「資產活化」的議題，也就是把位於台北市東區、長年作為停車場使用的880坪土地改建活化，像是作為影音主題飯店或媒體旗艦園區，預估一年增加上億元收入，不過目前仍未有具體下落。
▌實務面：修法當然重要！但除此之外，華視還可以／應該做什麼？
華視問題看似困難難解，但同時為公視及華視董事長的胡元輝指出：「定位不明狀態對華視當然有傷，但這也不是華視完全不轉型的藉口。」他認為，「修法」固然重要，但這是操之在他人的途徑，不確定因素頗大，因此他認為除了「法制變革」外，「策略變革」是華視即刻就能推動的方向。
比方說，從華視2022年1-6月的營收結構來看，廣告收入只占比26%，比租賃收入的27%還少，就可明白即便「廣告」雖然是華視的命脈之一，也是公共性與商業性之間的衝突所在，但其實沒想像中嚴峻，換句話說，華視在財務方面仍有較大的能動性。胡元輝表示，除了廣告收入外，華視還可以透過「政府補助（如捐贈、標案）」、「資產活化（如土地出租或加值）」、「創新創業（如多角化經營）」、「數位營收（如經營訂閱或會員）」這四個方向推動開源。
另一方面，胡元輝認為「新聞也是向大眾證明華視品牌價值的重要途徑」，因此華視應該好好經營新聞品牌。他解釋，華視新聞希望能提供更多元的觀點、更理性的對話，並加強投入深度報導的製作，同時提升國際新聞比例、降低三器新聞使用，作為黃金新聞頻段中不同的選擇。
周宇修也同意於法之外，華視還是有一些可以做的事，因此「又公又商」是可能的。例如，華視新聞上架52頻道已達70%以上，他認為如此可以增加新聞能見度；另外，他也鼓勵華視要多進攻新媒體領域，與新科技帶來的新消費體驗產生共伴效應，同時也持續在「自製節目」有所著墨。
目前華視的每年虧損狀況，一年最多5億、最少1億，平均為2-3億，胡元輝坦言「我們不作為反而虧比較少，這件事有點詭異」，但儘管投資的風險相當大，他認為華視還是應該要努力轉型，因為當我們不作為，品牌價值就會漸漸消亡，長遠來看可能損失更大。此外，胡元輝也提醒，華視除了本身的困境外，其實跟其他同業一樣，都正在面臨整體大環境衰退的挑戰。
或許最能幫華視解套的，還是在「公共」框架下的我們每個人。馮建三說，公廣集團個別向每個認同公共理念的人募款，是「最沒有效率的」，反之，應該是全民都認同公廣集團，然後要求政府代為捐款給公廣集團，也就是訴求改革公視法與督促政府履行附負擔捐贈。
然而，這經常激起「公廣集團不公共啊！」、「它表現不好，我們為什麼還要多給他錢？」的聲音，也一如有位觀眾就提問到「華視有立場鮮明的政論節目，可以嗎？」，要回答這些問題，也許得先回頭思考「公共的內涵是什麼」、「公共媒體應該／需要遵從市場法則嗎」……。周宇修表示，關於立場，經常存在一種弔詭的想法，就是在環境或文化等議題上，我們會覺得公共媒體應該堅守特定價值，但當公共媒體討論到政治議題時，我們卻又覺得有立場不好。
對此，馮建三認為這反映當代台灣社會的風氣，意即經常用「扣帽子」的方式討論公共議題，像是大家其實應該都愛台灣、愛土地、愛地球、愛世界，但如果今天我提出不同的聲音，即便也是為了台灣好，卻可能不會被社會接納。他強調，所謂「公共」討論，應該是能容納不同意見跟想法，不應該只狹隘地限縮在一種聲音或範式內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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