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我在新新聞週報寫了短評，從傳媒的角度切入，說明了從1995年以來，我在不同場合反覆申明的想法：美國的FCC，不良的紀錄很多，那麼，台灣傳媒的改善，與其說能夠通過NCC的成立而有合理的正面變化，不如說真正的影響，來自於我們怎麼論述並普及傳媒哲學及其相應的傳媒政策。其次，沒有明白寫下的是，假使我們再繼續把不成比例的注意力，放在NCC的打造，卻沒有辦法同時闡述傳媒哲學，那麼，NCC的較大意義，會在於打造國家之管理傳媒（及通信）機器的正當性。十一月21日，我從武漢返回台北，昔日山友「王子」來電，邀請我擔任NCC委員候選人審查委員。這下子有點為難。才一個多月前，我寫了編輯下標為「有了NCC，媒體也未必變好」的評論，不曾厚望NCC，那還擔任什麼審查？果然，新新聞的記者與一些學生，都寫來電郵：「閣下何以擔任審查人呢？基於哪些想法？」審查人先被審查了。

人得面對現實，人隨時要自圓其說。NCC無須擋，整合新聞局及交通部的局部業務，這是對的；NCC擋不住，這是國家理性的必然展現。NCC組織法一出，已經可以預知審查的大致結果（法案通過後次日，已有多報的評論說了）；NCC候選人及審查人一出，這個大致結果則更為清晰。那麼，擔任審查，重點應該在哪裡？

這是問題。我得為自己說話，既然骰子已經被人擲出，後續進場的人，重點應該也就不同，而我對審查的定位就是，儘量讓審查過程不僅透明，最好也留下候選人對於NCC相關事務的看法。在最低限度，這些看法的留存與公開本身已經可以是刻畫社會進程的一道痕跡，它也能作為社會學習之用（包括澄清NCC的能與不能），並且多少也讓社會大眾得到機會，認識我們的委員及其意見傾向，從而作為日後預測或檢視NCC作為的依據。

有趣或說可以預期的是，在NCC委員迅速在12月11日出爐後，次日起至17日，外顯於報端者，似乎是對於選舉的結果很訝異。比如，中國時報次日在四版以戲劇化筆調，描述了投票的過程，也引述了這樣的一句話「團結的藍營，擊敗分裂的綠營」。言下之意，彷彿八位國民黨及親民黨提名的NCC候選人之當選，出於意外。黃長玲則在13日於自由時報談及NCC候選人及審查委員的性別結構，不成比例；14日，陳儀深也親身記下對國親審查委員的不滿；NII副執行長吳國雄則在16日中時談NCC目前的結構，不符合電信-網路社會之需要；17日，自由時報在社論中再談NCC有違憲之虞。

這些批評與檢討當然都很對，但也沒有那一種情況不能在審查結果揭曉前，就已經得知。這些批評借題發揮也是對的，不借題，怎麼發揮？但既然如此，有些輿論就更有道理對於國親的「團結」，表達不滿了，同時，行政院以呂忠津教授的辭謝，委員少一人為由，未在選後七日內（也就是19日前）送出名單至立法院，也就好像有了一絲絲的著力點。

看來，人確實是理性的。批評者是理性的，與其在NCC委員選出前批評，不如在選後批評，以此更能取得輿論的曝光機會。國親認定自己推薦的NCC候選人，素質與他黨推舉者，不相上下，這樣一來，是否在投票時黨派考量，變成不重要，因為這個時候，根據所有候選人素質相當的認定，則專業與黨派的標準變成不衝突了。依據相同的邏輯，國親的理性當然也能與台聯同步，共同薦舉由某大企業所推舉的候選人。其次，民進黨對於它所推薦的審查委員，除了以一個多小時說明候選人資料，另建議哪些人黨政色彩濃厚因此不投為宜之外，別無要求也不作任何沙盤推演，其實這才是真正理性：它推薦的候選人再怎麼合作，也無法決定誰當選，這樣，不積極介入，不正是尊重專業，也增加了稍後在輿論上，略微扳回一城或少招惹抨擊的機會嗎？

就NCC個別審查委員來說，同樣有各自的理性。我自然無法知道另十位委員的理性考量之內容，但我自己的考量就是前面所說的，要紀錄並公開候選人對於一些傳播與通訊問題的看法，藉此收取社會學習的效果。我得承認，這部分我（們）並沒有作得盡善盡美，缺點不少（比如，假使堅持審查時間長些，也就是依法我們可以在12月20日完成審查即可，假使我們堅持無須在11日就完成審查並票選，也就能夠給所有審查委員多些時間提出更好更多的問題，而NCC候選人也就有較長的時間，發表自己的看法；再比如，假使審查委員會堅持在選前一天，也就是所有候選人都已經提出了書面意見時，就做成決議，將這些意見在審查的相同一天，同步就公開於網路，而不是在選後當週才公布，那麼，對於傳媒的報導，以及藉此報導而可以期待社會有更好的學習，應該是比較妥當的），但是，雖然這不是再回頭已經百年身，NCC委員及其第一次審查終究已經產生、已經完成了，除了寄望NCC在台灣困難的傳媒環境與詭譎的通訊結構中，能夠勉力前進外，我（們）的共同理性也就大致表現在這裡了： http://www.dgt.gov.tw/chinese/ncc/news/ncc-news-941214.shtml

（本文作者馮建三為本會董事、政大新聞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