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VBS全民開講節目窮追猛打下，陳哲男涉案真相逐漸大白。但在一片慶賀第四權勝利的喝采聲中，值得憂心的是，不重事實查證，只重信口爆料的抓弊風格，恐將蔓延。日前主持人李濤曾在節目中表明，他節目中如果拋出十個說法，其中只要有一兩個是真的就夠了。另一位該節目名嘴也宣稱沒有證據他就是要亂講。這些本來極具爭議性的說法，在揭弊光環的襯托以及新聞局「適時」地打壓下，反而充滿英雄氣慨。可以預見，草率的爆料文化，將從「不得已」而然的價值邊陲，堂皇地向主流價值挺近。問題是，有弊固然不可不抓，但我們是否已準備好承擔亂槍打鳥式爆料的代價？

民進黨政府中的腐化成分當然是此風日熾的基本燃料。而總統大選之後，湧向兩極的社會情勢，以及政府正當性因選舉瑕疵而受減損，則是此焰的鼓風爐。但草率爆料風氣之熾絕非自晚近始。新聞查證作為理想，絕非廉價。查證需要人力、物力與時間成本。有線電視市場的瘋狂競爭，以及面對港報壓境與其他媒介競爭的平面媒體市場，早就一步步地在壓縮媒體進行有效查證的空間。然而，實然面社會力量的侵蝕，只是一部份的原因。應然面社會規範的逐漸崩壞，亦不能免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案中所揭諸的「真正惡意」原則，作為保障言論自由的神聖口號，經過片面繼受，已對我國新聞文化產生廣泛影響，造成「只要不是出於惡劣動機，虛假言論也受到憲法保障」的認知。

須知「真正惡意」所指，並非言論者的「動機」是否惡劣，而是其是否對所言為假的可能性有高度認知。這意味著，言論者自身必須有相當理由相信所言非虛。再者，關於虛假言論是否具有憲法價值，由於言論自由領域之憲法規範，乃是標準的「案例法」發展，因此關於「真正惡意」原則的真意，不能只看蘇利文案。在該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提高言論自由的保障所帶來的益處自信滿滿，甚至援引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密爾在「論自由」一書中的文句，正面肯定不實言論的價值。然而，在一九六四年蘇利文案做成後的十年內，聯邦最高法院對此立場早已做出至少三次重要修正。

一九六八年的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案中，首席大法官Earl Warren，在其關鍵的協同意見書內，下了一句鏗鏘有力的註腳：「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下的新聞（出版）自由並非摧毀他人生活或事業的絕對執照。」同年的St. Amant v. Thompson案，法院多數意見明白表示：「謊言與不實言論都無助於達成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目的，而且沒有人認為它們值得追求或加以散佈。」此見解在一九七四年的名案Gertz v. Robert Welch, Inc.案中，再一次被確認。代表多數意見的Powell大法官明確指出：「錯誤的事實陳述沒有憲法價值。不論是蓄意的謊言或者是不經意的錯誤，都不能促進社會利益，也無助於公共議題之不受拘束，充滿活力，且完全開放的討論。」聯邦最高法院對虛假言論的憲法價值判斷至此定調。此等修正並沒有推翻「真正惡意」原則，卻限制了該原則被不當擴張解釋的空間，並在該院判決對公眾文化有巨大影響力的情況下，宣告「不實言論」沒有獨立的價值。儘管特定情況下，保障「不實言論」，乃是不得已的作為，但社會其他部門對於「不實言論」仍應戒慎恐懼，小心防範。

對仍在民主鞏固路途上掙扎前行的台灣而言，不實言論的代價可能更高。在這個高度政治分歧的社會，言論自由理想中所謂「治療問題言論的方法，就是更多言論」的說法，恐怕要大打折扣。一旦不實說法拋出，政治態度已被極化的大眾，判斷言論是否可信的標準，不是該說法有多少證據支持，而是該說法是否符合其刻板印象。此時，名譽受損者，不管說破嘴、發毒誓，都不一定能夠完全澄清自己的名譽。這也是為什麼這幾年來，法院誹謗訴訟數量激增的原因。由於缺乏法院之外的公正第三者機構，有效進行資訊的過濾與查證，名譽受損者多半訴諸法律尋求救濟。如此一來，法院被塞爆，當事人進行曠日廢時的法律攻防，媒體記者成為被告的機率大增，更嚴重的是，作為政治運作基礎的社會信任一點一滴地流失。

政府有弊，加以揭發，乃是媒體天職。但亂槍打鳥，就算能打到，我們也要承受那千瘡百孔的政府威信，所導致的治理成本增加與政治衝突升高的後果。閣揆與政務官受到生命威脅正是這些後果的警訊。政治人物或立場鮮明的媒體工作者，成為不同族群對於彼此刻板印象的來源。他們對不同政治立場者的不公對待，被當成是真實族群關係的縮影，加深著歷史記憶中的創傷，威脅著民主遊戲規則的存續。

監督政府與確實查證之間，終非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拒絕發言不負責任的人物上政論節目，主持人加強制衡內容值得懷疑的言論，新聞作業加強查證，並且拒不報導毫無根據的口水指控，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作為公民，我們不吝於給予抓弊成功的媒體鼓勵，但我們也有權期待媒體承擔社會責任，以精確瞄準、彈無虛發為目標。以亂槍為尚，不以傷及無辜為恥，終會造成社會沈淪。
（本文作者許家馨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