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18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舉辦「《媒觀論壇》之影像觀看紀實─新聞攝影的暴力與控制」座談會，邀請公民團體代表、實務工作者、媒體主管一同討論新聞攝影與照片處理議題。主持人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世新大學助理教授管中祥開場先從外籍配偶的新聞談起：台聯立委廖本煙稱外籍新娘「有生化武器毒物殘留」的言論事件中，電視台記者對南洋姐妹會的姐妹進行訪問，站在學者的立場來看，那篇報導是很友善的，但播出後，被訪問者還是覺得受到傷害。可以顯示出在新聞畫面的拍攝中，站在觀看與被觀看的位置，感受上會有不同。
去年二月，聯合報一則新聞以「又是精神疾病惹的禍」為標題，污名化精神疾病，引發公民團體抗議，當時聯合報表示，報導沒有惡意，只想提醒社會大眾精神疾病可能造成的社區危險。用意看來良善，卻會傷害到被拍攝者。去年，蘋果刊出邵曉玲車禍受傷的照片，公民團體前去抗議引起攝影記者不同的看法，管中祥認為，這是媒體工作者與公民團體良性對話的開始，新聞影像的構成與使用是雖有爭議，拍攝者未必能理解被拍攝者不舒服的感受，但在攝影記者這端，拍與不拍都是無奈，因為新聞圖片的生產是個複雜的過程，攝影記者往往只是負責影像最初的拾取，背後複雜的權力關係，甚至主管及老闆的偏好才是左右圖像如何呈現的最重要關鍵，希望透過這次論壇讓促成不同位置群體的對話。
同志諮詢熱線文宣部主任巫緒樑表示，媒體處理同志議題，過去會有偷拍的狀況，現在已有改善。但有些同志議題的社會事實，在拍攝的過程上卻是有瑕疵的，例如上次同志轟趴事件，新聞畫面就是在警方的「教唆」下，被要求要蹲著、坐著、動一動呈現更多畫面而拍攝出的，雖然事件是事實，但新聞畫面的取得卻是一種妥協的結果，這是讓公民團體所不能接受的。一張照片往往有他背後更豐富的情境故事、意義，給予故事意義時，必須要小心、精緻地處理。巫緒樑表示，他們不是不准拍攝，而是希望與媒體有更良善的互動，媒體在畫面的處理其實是有不同的選擇和操作方式的。
聯合報攝影中心主任林錫民認為，攝影與圖片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攝影者本身的「善意」。對於拍還是不拍、拍到什麼程度，是可以溝通的。林錫民表示，蘋果的畫面問題，他不直接評斷，而因為台灣的報紙都是綜合性報紙，沒有進行「分眾」，所以圖片的使用容易有爭議。這次邵曉玲事件的照片，並不能責怪第一線記者，對於第一線記者來說，遇到畫面一定會拍。拍完後，要不要做含蓄處理，包括選哪張照片、擺哪一版、大小等視覺效果是編輯要處理的。林錫民說，無法評斷蘋果，因為他們是同業，了解這個狀況是在商業機制下會有的結果，但在報紙還沒有分眾的狀況下，對圖片的處理還是要存有善意。
聯合報總編輯特助溫禾表示，「善意」的確是最重要的，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團體，媒體也樂意尊重。談到蘋果的圖片事件，溫禾認為，這位記者是很好的攝影記者，因為他在第一時間執行了任務，至於圖片要不要用是另一回事，因為邵曉玲是名人，照片又是獨家，會不會使用還有別的考量。在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後，使用照片的尺度漸漸開放，而且現在的小朋友都是玩電玩長大，習慣畫面的刺激，這些因素都是使用圖片的考量。此外，還要考慮到閱聽人的接受度，以日前的自殺事件為例，有更血腥的照片，但考量到閱\\聽人觀感，最後沒有使用。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孫一信表示，在新聞處理上，蘋果使用很多模擬圖片，深化大眾對新聞事件的印象，但使用圖片本身就是經過加工的事件。孫一信說，機構曾以孩子的照片作為書的封面，事前家長已簽過同意書，彩色頁也已做好，出版前，家長忽然不希望刊出，機構也予以尊重。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以美好的樣子出現在攝影現場，新聞工作也許不能做到那麼精緻的處理，但在圖片的使用上也應該謹慎。
中國時報影像中心主任黃子明認為，應從兩個面向來看，第一，台灣媒體的編輯政策是模糊的，新聞處理原則不夠明確，沒有標準可遵循。第二是台灣媒體記者的挖角情況，個人的成長都是靠經驗累績，忽視媒體工作者的專業訓練、在職教育。問題在於，媒體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應該便演什麼角色？而閱聽人要扮演什麼角色？若是一個成熟的社會，閱\\聽人對媒體回應的力量就會是相當巨大的，而且我們也不可能要求商業媒體遵守新聞道德、長期虧本也無所謂。所以市場機制和媒體角色間，應該要抓出一個平衡點。此外，在社會事件中，執法人員和媒體間的份際都應該要有更明確的規範。
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理事長鄭超文說，記者在陳幸妤婚禮時開車進入官邸、在SARS期間進入被封鎖的和平醫院，都是有法律責任和風險的，在這背後，記者背負什麼樣的壓力？而媒體內部又是將什麼樣的暴力加諸在記者身上？所以應該要關注的，是新聞工作者的勞動問題。如果報社下了指令，你不從就要你走路；如果堅持專業的結果是丟掉飯碗，那你還會堅持你的專業嗎？這是進入工作場域中很快就要遇到的問題。鄭超文還表示，電視台間的同業競爭更是激烈。友台有的畫面你就必須要有，主管會隨時打電話來遙控，新聞現場非常緊繃，要觀察別人做了什麼動作，在狀況不明的狀況下，一個人喊殺，就會毫不考慮衝過去，沒有思考的時間和空間。在新聞現場，記者判斷的時間和空間是被壓縮的，不得不作反應。大部分的記者都有足夠的能力判斷該不該拍，但在台灣媒體環境中，記者沒有時間去思考判斷，只能直接去反應。
管中祥表示，影像生產過程中的暴力，以及媒體工作者如何面對那個暴力過程是更重要的。記者的處境被壓縮成一個個環節緊密扣住，不明確的編輯政策、媒體的商業機制，也都形成了一種暴力。針對以上的討論，現場聽眾，路透社攝影記者鍾宜杰詢問：溫禾在發言時提到，「很血腥的照片更棒，但沒有用出來」，為什麼是「血腥更棒」？這樣是不是在教育記者「血腥更棒」？另外，在邵曉玲照片出來的第二天，聯合報頭版刊出里長在病房內探望胡志強的照片，顯然是記者偽裝成里長偷拍的，而且這張照片是違法的。當媒體指稱蘋果錯時，自己有沒有做好？而在剛剛的討論中，各位長官都說記者是自由的，但記者又稱有莫大的壓力，這是什麼樣的狀況？而「怕漏」又是什麼樣的機制造成？
在公家機關當攝影師的劉姓先生也回應，邵曉玲事件現場的指揮官說，蘋果日報就只拍到刊出的那張，想問編輯台上有權力的人：如果你的記者拿到這張照片，你會不會發？會怎麼發？有別於蘋果嗎？
溫禾回應說，他不認為血腥的照片是好照片，好的社會新聞是表達氣氛而不是屍體和血塊。溫禾說，如果是我，我一定會建議編輯不要用邵曉玲這張照片，因為他是形象正面的名人，愛護他的人會希望保護他，希望他難堪的樣子不要登出。溫禾表示，胡志強那張照片，雖然是偷拍，但並不反對使用，因為那不是一張不堪的照片，不會讓當事人不舒服，而且也是一個競爭壓力下的結果。
黃子明回應說，如果有這張新聞照片也不會用。因為一張好的照片是不需要寫實，並要考慮任何一個讀者的觀感。他表示，蘋果有值得學習之處，例如對待照片，會細緻地處理小細節，以及繪圖的應用，都是台灣傳統報紙美編人員無法做到的。
巫緒樑表示，最大的媒體是網路，能動性的討論不只在於記者，閱聽人本身也能擁有能力，身為公民團體，面對媒體的錯誤再現，有沒有可能創造出自己的媒體，將理念傳達給群眾？除了要求媒體自我檢討外，公民也需要思考，在現狀下要如何突破困境，創造更多可能性。而孫一信也談到，競爭社會和專業品質不見得相同，報社的機制應是防止兩者正相關，專業不只是技術，而是有很多價值蘊含其中。鄭超文說，最近蘋果又推出「全民狗仔」，過去璩美鳳事件是在思慮不周全的狀況下傳播出去的，而現在，每個人只要使用手機就可以做到，「全民狗仔」會有什麼效應，是我們都必須去思考的。
鍾宜杰追問，主管所談的跟第一線記者的實際狀況有落差。而他的觀察發現，因為高度的勞動分工，攝影記者從按下快門、送出照片後就無法多管照片的動向。溫禾則回應，攝影記者可以跟長官建議使用什麼照片，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站在第一線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有前線人員才有後製，在現場，報社傳達的訊息通常只是參考而非絕對。
最後，管中祥表示，成熟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就是對話，藉由這些討論，至少彼此都聽到了不同位置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後面的反思，希望藉由這些反思可以刺激更多的想法與了解。
（「媒觀」志工汪倩如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