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7.07.14　
紀錄片工作者揹汙名
蔡崇隆

水蜜桃阿嬤事件發展至今，其實牽涉的三方人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商周雖然決定道歉捐錢，還是難脫奸商形象；紀錄片導演楊力州即使強調善意，還是被認為負有幫兇的責任；而表面上是勝利者的高金素梅團隊，則被某些論者認為潛藏血統論與原住民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我因為工作關係對三方人士有一定的了解或認識，我想這都不是他們的初衷，也因此格外令人遺憾。

商周的「一個台灣，兩個世界」企劃，是檢視台灣社會問題的不錯角度，但是否能深入結構批判體制？還是流於浮面的販賣動人故事？似乎傾向後者。而其公益行銷策略也常為企業或媒體使用，只是沒想到今年影片太成功，吸金速度令人側目，而商周的出版計畫又不避諱自我圖利，與阿嬤只能繼續靠水蜜桃賺幾萬元的落差實在太大。我想商周既然是個特別精明的媒體企業，可能從此要對其公益行銷模式重打算盤。

楊力州君是我紀錄片領域的好友，他原本就是一個說故事好手，這幾年來在推展紀錄片識讀方面有很大的貢獻。紀錄片的類型與推廣原本就有各種可能，與商業機制的合作是其中一條路，無須潔癖，也不能小看風險，關鍵是雙方能否平等互信的履行約定的權利義務，而且能兼顧片中人的利益（至少不能產生傷害）。由於紀錄片結合商業行銷的例子在台灣仍不多見，難免有約定條件不周與處理經驗不足的問題。這次事件產生的後遺症，勢將對未來類似的紀錄片合作案，或弱勢議題紀錄片的拍攝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位紀錄片前輩潘朝成君寫了一篇聲明〈冷血與矯情的紀錄片寧可不要〉，對紀錄片拍攝原則與倫理提出幾項洞見，我都能認同接受。但因為《水蜜桃阿嬤》對原住民自殺問題缺乏結構性分析，朝成君認為將有汙名化原住民族之嫌，而要求力州君對原住民族與社會大眾道歉，我就認為有情緒化的成份，似乎把長期以來漢人紀錄者對原住民的剝削總帳都算到楊力州頭上。

尤其紀錄片能否兼顧結構分析與人物故事，涉及導演主觀的美學能力與客觀的資源限制，台灣多數導演包括我在內恐怕都還做不到（這幾年來看過做的最好的只有Hubert Sauper的《達爾文的惡夢》）。影片的美學高度或人文深度不足，導演本應檢討反思，可是因此必須向當事人族群與全社會道歉，我想對創作者也太沈重吧？

今天影片是商周所委製，由於合作配套出了問題，導致楊力州必須連帶承受批評，尤其對阿嬤一家的生活帶來衝擊這部份，當然他必須思考如何處理因應。但影片本身的評價是否就讓它回歸創作面？有心人可以繼續努力，未來在類似議題上如何更深入？在專業上如何更上一層樓？在結合外界資源時如何更謹慎？在少數族群脈絡中處理弱勢議題顯然不能太天真，但也不宜把創作問題變成政治問題。

至於高金團隊，近年來在原住民弱勢議題的表現有目共睹。但如果跨越族群藩籬，檢視一般紀錄片工作者，其實大部分人都只是超時工作、勞動條件不佳的影像勞工，一直很辛苦的在向媒體與企業爭取基本的勞動與著作權益，廣義上也屬於某種弱勢族群。這次水蜜桃阿嬤事件，表面上是楊力州導演個人問題，其實紀錄片界與其他工作者，都可能因媒體的簡化報導連帶被汙名化。站在弱勢者互相結盟的立場上，誠心希望有識者不要無限上綱，以致推演成漢人紀錄片工作者與原住民族群的奇怪對立。

（作者為紀錄片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