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新聞於五月份「二二八走過一甲子」特別報導中，檔案影片移花接木的事件，在製作團隊公開鞠躬致歉後，似乎又要進入「眾聲喧嘩—藍綠鬥嘴—新聞落幕—迎接下一個媒體惡行」的循環裡。三立犯的錯誤必須被批評，無甚爭議。當時媒體上主要的報導或評論重點，似多放在歷史報導的「客觀」真實與造假問題，或該新聞台總編輯/節目主持人陳雅琳是否故意為之或無心之過。這個事件，也依照極其乏味的操作模式，在媒體與政黨間延伸成為一個藍綠政治鬥爭的材料。

但是，除了媒體倫理與政治惡鬥的批評與效果之外，對於影像媒體再現歷史、評析政治，台灣社會是否能有一些其他層次的反省與思考？不少意見在批評三立的作假行為時，都提出歷史報導必須客觀，但今日任何一個新聞傳播系所的學生，已經知道從來沒有「絕對客觀」這個東西（當然這並不表示，媒體對史實資料的處理可以為所欲為）。事物一經媒體的再現與陳述，就有主觀的選擇，就有立場。影像和文字一樣，是由人所書寫、製作出來的；文字陳述的歷史，可以充滿選擇性的、偏頗的、統治者/優勢階級的觀點，而後植入媒體與教科書裡，影像的歷史再現也不會例外。當文字歷史的傳播效果，已愈來愈被影像再現所取代的今日，我們需要複雜一些地思索影像陳述歷史的問題。

影像「造假」的紀錄，影像傳播史上比比皆是。在新聞與記錄攝影方面，曾經產生巨大政治、社會之宣傳效應的經典影像，例如十九世紀俄國出征士兵的一些戰地景觀，或一九三０年代美國經濟蕭條時期、著名攝影家桃樂希雅•蘭恩所拍攝最具代表性之時代符號的「漂泊的母親」，或一九三七年日軍轟炸上海時、坐在剛被炸過的火車站鐵軌上大哭的中國孩子，或二戰時幾個美軍立旗於硫磺島上的著名影像等等，事後被發現都做了程度不同的安排或造假。

在電影、電視方面，例子更不勝枚舉。西方老牌電視如BBC或「第四頻道」的深度專題製作裡，調查式報導經常使用模擬演出的docu-drama戲劇手法來進行事件的影像重述。他們踩在真實/虛擬的界線上，常常越界，但是除了清楚交代何者為真實、何者為表演之外，媒體關切的專業原則，是一個公共議題的陳述，如何利用戲劇手法，對真實、政治、歷史與正義，能有更深刻的揭露與認識。

今年五月在政大傳院主持工作坊的猶太裔英國資深紀錄片導演Alan Rosenthal，論及史蒂芬•史匹柏的近作《慕尼黑》時，批評該片有許多誇張的情節與人物，和美化在慕尼黑奧運殺害以色列選手的巴勒斯坦行兇者的設計（但他肯定史匹柏較早的戲劇性再現納粹集體屠殺猶太人的《辛德勒的名單》）。做為歷史劇情片的docu-drama，「辛」片安全地取得猶太人的肯定與全球影迷的感動，但「慕」片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則被許多猶太裔影評人痛斥。做為一個極具全球影響力的猶太裔美國導演的新作，《慕尼黑》在較具批判力的西方影評圈裡，為史匹柏贏得了肯定，因為他開始願意犧牲一些小節，而提出一個更大的道德與正義的議題。

再回到三立新聞事件。二二八的歷史不幸，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反省課題，它需要也值得影視媒體深入耙梳、分析、再現。我同意日前中國時報社論與馮建三教授在聯合報投書（皆為五月九日）的觀點，即這段被三立用來混淆視聽的一九四八年國民黨警察於上海當街槍決共產黨員的資料影片，很值得使用，如果使用者能夠將它放在歷史脈絡裡，做為深刻地理解事件發生之背景因素的話。

但綠營媒體與媒體人（及民進黨政府）顯然沒有這個企圖或能力，只能以拙劣的手法和品味（移花接木、煽情配樂、主播聲色俱厲的手勢表情…），求取短線政治效果的操作。這種短視，無助於深刻的歷史反省，與政治正義的實現，只能鞏固些基本選票，實在沒有多少出息，也讓人遺憾地見證了一個曾經受害的族群、展現於今日的似乎宿命式的猥瑣性格。國民黨則更加荒唐，其黨主席與中常委，義不正而詞嚴地稱此媒體事件為「污衊國民黨名譽」、「破壞國民黨形象」，而要提告。但是一個在敗逃台灣前「腐化、顢頇、獨裁壓制與施政能力不彰」的國民黨（中時社論），對於一段在上海處決當時做為新中國希望的共產黨黨員的影片，究竟還能夠怎樣地「破壞」國民黨的「形象」呢？藍綠若只能繼續地短視與顢頇，台灣的這類鬧劇將不斷複製下去。

（本文作者郭力昕為本會董事、媒體改造學社社員、影響評論者、政大廣電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