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新聞局與NCC口水交加，內耗或甚至淹沒政府公權力的形象與作用之際，幸虧還有文建會，略微讓台灣沒有脫離世界潮流，稍能跟緊近六十或十多年來，國際間最為重要的文化議題與動向。 誠如漢麥可（Michael Hahn）教授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對於文化多樣性價值肯認，最早起於一九四六年，在其成立憲章時已楬櫫。往後，就是剛生效三個多月的「文化多樣性公約」。

公約之起，是因應一九九五年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成立與運作。眾所周知， WTO以自由貿易作為最重要的原則或意識形態，但視聽等傳媒文化禁得起自由貿易嗎？才怪。因此，在自由貿易儼然假借 WTO，狀似席捲天下之時，加拿大及法國等許多國家，期期以為不可，於是從一九九八年左右起，兵分兩路，一方面有三十餘國文化部會首長兩年齊聚一回，商討具體方案，設法讓文化議題的管轄與仲裁機關，由 WTO 移向 UNESCO。這些國家他方面鼓勵市民遊說運動社團，默許乃至欣喜這些社團的非政府立場，推出更為進步的多元文化構想與措施。

到了二○○一年，已見成績，此即UNESCO 審議也通過了「文化多樣性宣言」。退出教科文組織將近二十年的美國，眼見情況不妙，趕緊在二○○三年回歸該組織。然而，即便重返，美國興風作浪的能力遜色許多。雖然她與以色列反對，但在一四八個國家支持下，具有法律地位的「公約」仍在二○○五年過關，並在今年三月正式生效。六月中旬先有三十多個國家、五百多位知識分子在哈瓦那討論文化與發展的課題，接下來是上週，更多國家的文化首長依據公約所定，聚首巴黎，就公約賦予文化多樣性理念與實踐的可能推進空間，再做意見交流。

我們的文建會應該是預見或抓緊了機會，早有因應。雖然台灣不是UNESCO 的會員國，卻不妨礙文建會依其職掌與識見，早就預先邀妥相關有識之士，群集首都，正巧就在新聞局 NCC 再起口角的時候，經由台大法學院的籌劃，召開兩日的「國際貿易之下的文化多樣性」。

公約本身是有很多侷限，是如同所有法律，不足以自行，多樣文化的踐履，也必須有相應的長期準備與經濟財務基礎。但是，對於有心營造環境，讓世界各地文化，得以自由且多樣交流的人，妄自菲薄也是不必的。畢竟，公約是一種世界觀、價值、道德與看法的彰顯，這麼短的時程能夠讓公約生效，意義十分重大，是邁向正確目標的第一步，雖不充份，卻顯然必要。

國際公約的執行有待相應國內法制的調整，那麼，這不啻是從另一個層面說明，在全球化或國際化年代，「國家」的自主與管理空間，仍然與國際機構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這也是漢麥可所說，公約是有可能發揮長遠作用，可能賦予各國在從事國際文化談判時，新的動能。爭一時，更爭千秋，假使新聞局與 NCC 總是如此內鬥，請立法院正本清源，即時完成修法，將兩單位的視聽相關職掌，早日移轉至文建會。

（本文作者馮建三為媒觀駐站作家，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