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新聞..反交流..精神分裂..歌舞雜耍...民眾對漫無條理已經見怪不怪..娛樂得麻木不仁..」。這是在說21世紀的台灣電視嗎？不。是二十多年前的美國。

讀及這段文字，國人可能有兩種反應。一是倍覺詫異：不說美國電視新聞很專業嗎？怎麼會在三大電視網寡佔的年代，美國電視就已經是這副德性？二是了然於胸。原因也許又有兩種。
責怪科技的人說，「天下烏鴉一般黑、電視這種形式本質就只能這樣」，往昔的美國今日的台灣，無足為奇。責怪商業的人說，利潤歸私的競爭動能，早晚逼使業界走向惡質，也就有此表現。2007年7月27日，美國鳳凰城兩地方台搶警察追逃車的新聞，直升機對撞，4人致死，只不過是電視的荒謬面向，最近一個悲哀也卑微的註腳。

本書是歷史之作，約有10種語文譯本，脫胎於1984年書展講演，經擴充與提煉而成，作者藉由對比印刷閱讀與電視影像，推演主要觀點：「審查..令人反感，也必須反抗..影響卻微不足道..查禁..不會嚴重妨害..自由..電視..顯然笑裡藏刀..不妨害..還擴大..自由....電視經濟..聳動我們不斷收視..沒有人禁止我們自娛」。

雖然同屬「媒介環境學」（林文剛教授認為，這個譯詞比媒介生態學，更能傳達media ecology的含意）的重要啟發與援引來源，波士曼在很多地方與麥克魯漢，並不相同。假使只是說他「哀悼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電視時代蒸蒸日上」（若這麼說，隨技術的不斷推陳出新，如網際網路，就會減損本書的經典成分），恐怕是錯失了作者的真正意圖。

在本書最後三章，波士曼所展現的人文與民主之啟蒙認知，格外明顯。

第一，作者破除了媒介環境學是科技決定論的印象。波士曼說，「電視節目可以刺激學習興趣」，這就是說，影音圖文各有適宜的寄託形式，人們所要傳達的內容不同，便應當各自尋覓相應的媒介，藉此才能達到最佳表達效果。然而，如果沒有注意這個最佳結合，得有制度配套，那麼情況將要走樣，變成「依循媒體商人指定的方式」，致使生活其間的人，走入「娛樂致死」的胡同，無法自拔，個人的遁逃空間將極其有限，群體的開創餘地，也見困難。

第二，既然要求有制度的配套，那麼，厭惡科技的人，不時作勢或憤怒發言，表示要將電視逐出生活之外（「消滅電視的四大論據」、「關電視機運動」等等），波士曼也就歉難同意了。「郵差」（作者姓氏的意譯）帶來的是希望、是努力的方向。他指陳的出路，就是吳翠珍、陳世敏與教育部所推動的「媒體素養教育」：向世人「示範如何看電視」，以及，回歸學校這個「美國人解決所有社會危機的傳統求助對象」。

歸根究底，媒體素養教育勢必得雙管齊下。其一是「修身」，讓人們真正耳聰目明，在傳媒形成的環境中，得以悠游而非滅頂。其次是「平天下」，此時，媒介環境學的翻譯，就比媒介生態學更可玩味。環境保育幾乎是普世價值，媒介的生產與消費也必須重視環保。媒介環保的內涵會是些什麼？以電視為例，是頻道減半，然後省下資源，投入當前所匱乏的節目之製作嗎？媒介環保的內涵有待討論，但若前例可以是內涵之一，卻又怎麼達成呢？波士曼提及的「商人指定」模式顯然不是答案，現狀正是它所造成。

媒體素養與媒體環境學所要導引的媒體批評，大概很難迴避這類問題的探討，乃至於知識澄清與擴散的行動規劃。美國「媒介環境學會」創設第四年、也是波士曼謝世的2003當年，睽違美國七、八十載，有關（特別是電子）傳媒的結構改造運動再告「風起雲湧」。它的動能與成績，尚難高估，可以確知的是，這樣的運動需要波士曼這樣的書與識見、需要媒介環境學的投入與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