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者  郭力昕
翻譯．整理  陳婷
（原文刊載於電影欣賞）

前言：

在商品文化與資本主義機制最難撼搖的西歐與北美，仍有一群中產知識菁英獻身於「文化干擾」游擊隊的工作，以具有創意的激進行動實踐，對抗那巨大而無所不在的商業機制，並且在長期持續的行動中自我救贖、進而教育別人。

有著高度批判意識的加拿大紀錄片導演夏普，以同樣的政治實踐精神和熱情，拍攝了極具專業水平、幽默感、與教育意義的影片《文化干擾》。台灣的社會運動者、非主流文化工作者、傳播教育者、或影片創作者，都可以在這部影片、以及夏普的談話裡，對於「抵抗」與創作的想像力或實踐方式，得到一定的啟發。

 

郭力昕（以下簡稱K）：我個人對妳的電影《文化干擾》（Culture Jam -- Hijacking Commercial Culture, 2001）非常感興趣，而我與同僚進行媒體改造工程已有數年時間，想從台灣電視結構方面作變革。

Jill Sharpe（以下簡稱S）：你的媒體改造計劃是在大學裡進行還是與政府接觸？

K：後者。因為這是結構性的變革，所以牽涉到立法層面的改變，我們在立法院和輿論界等進行遊說。

S：這媒體改造工程對觀眾來說有何影響？

K：我們提議政府將其擁有股份的所有媒體轉為公營，成為一個公共電視系統。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公共電視台，像美國的PBS一樣，希望藉此平衡商業電視台。

S：美國的PBS現在起的平衡作用並不是很成功，而PBS的每個節目都需要企業的贊助。

K：我知道，那正是我的意思。我們的公共電視台是由政府資助，但錢不多，幫助不大，相較於商業電視台已有四十年的歷史，公共電視台成立得太晚。過去三家無線電視台是國有但以商業機制運作，所以是種很奇怪的體制……。

S：你對加拿大的電視制度熟嗎？加拿大有個CRTC（the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加拿大電台電視電訊委員會）。紀錄片工作者之所以能在加拿大存活、繼續拍片、片子有播出管道，是因為加拿大的私營電視台受此委員會管轄，每週必須播出相當程度的自製影片，這是加拿大電視台有一定比重的國人自製影片、探討有關加拿大各個面向的原因。

它是屬於政治層面的，但由於衛星等不同傳播管道的出現，現在越來越難保護。加拿大的電視政策使得電視台必須事先投資購買加拿大人自製的節目，因而助於發展整個文化產業。它是受到管理的，透過政府出面管理干預……。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能擁有那樣的空間，是經由不斷遊說得來的，但我們也經常失去空間，像紀錄片的空間就在減少中。這些差不多就是加拿大的現況，而隨著電視台數目越來越多，情況也在改變中。

K：我也聽說歐洲許多國家的公共電視台逐漸不敵商業競爭。而在開發中國家，媒體事業的民主化比其他事業的民主化落後太多，因此我們認為提倡公共媒體領域的意識刻不容緩，這是讓大家認識何謂公共領域的第一步。

這個觀念以及民眾參與政治的觀念，對我們大多數國人來說，都還算是很新的觀念。這很難做到，因為跨國企業正等著購買原先由政府控股的電台。現在政府準備將這些開放商業競爭，而國內外媒體企業正等著，所以情況非常棘手。

S：你們這時候的時機很辛苦。就媒體所有權這方面，加拿大也曾經歷一段辛苦時期。

K：對，自從1980年代開始，全球化出現後，一切就變得很難。

S：我真的目睹到那情形。1988年我在日本住過三個月，然後到泰國、印尼等地。雖然時間不長，但一般加拿大人不見得有這機會。現在我到世界各地，看到同樣的商店、同樣的廣告、同樣的流行明星，讓人真正看到全球化的影響。即使紐西蘭也是，我十年前在紐西蘭工作過，今年因為《文化干擾》舊地重遊，看到了很大的不同。也許沒有十年那麼久，七、八年前在紐西蘭工作。但突然間，城市變得更加全球化了。

K：就像片中一個人物說的，這幾年來的商業文化讓人很難與之對抗。

S：對，傑克說它像一大團你沒法抵抗的東西，你只能超前，以避免被吸進去。

K：我們該來談談妳的片子了，雖然我喜歡談媒體改造這題目。

S：我對此也很感興趣。我之所以會成為紀錄片工作者，就是希望能將另類的想法注入主流媒體裡。所以我們在談的這些，其實和我拍電影的動機是一樣的。

K：妳在拍紀錄片之前的背景為何？

S：我是念經濟的，後來做國際行銷，在東京、澳洲工作。

K：真有趣。

S：算是吧，不過那只是大學那幾年。之後我對政治感興趣，參加大赦國際人權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開始到世界各處看。大學教育讓我學到的真實並不多，經濟學裡有許多謊言總之，人權與社會議題讓我成為紀錄片工作者。回到加拿大後，我跟其他拍片的人學習。我問別人是不是該去電影學校學？對方告訴我：妳太老了。那時我大概二十三歲吧。不過，我參加了短期的工作室研習，然後參與別人的拍片。大概就是這樣開始的。

K：我想先問幾個關於片中出現的團體和讓我感到好奇的事，然後再回來談妳的作品。我看完妳的片子後，出現的問題之一是，片中人物的活動經費自何處而來？

S：事實上，除了看板自由前線外，所需經費非常少，譬如凱莉的貼紙。所有的文化干擾活動沒有得到任何企業贊助。（大笑）全都是非營利活動。

K：「看板自由前線」使用的一些材料，應該要花一點錢吧？

S：他們有些人在廣告相關領域工作，由他們的朋友給地方，印出那些標語。製作所需的器材也是由一些認識他們的公司捐獻。他們還做過很大的霓虹看板，是利用工廠夜間時候製作的，這就是他們是這麼運作模式。他們每個人白天都有工作，就像是part time的娛樂。

K：所以他們才戴面具？為了保護他們的同事嗎？

S：還有保護他們自己。他們很小心不破壞看板，但還是有坐牢的可能性，而他們並不想坐牢，即使是在牢裡待一晚，譬如比利牧師。但他們從沒被抓過，已經有二十五年了，他們從沒被抓過，也很以此為傲。他們也有逃跑計劃，袋子裡會帶其他衣服，遇到警察時更換。

K：有多少固定成員？

S：你指的是「看板自由前線」嗎？就文化干擾行動而言，彼此之間沒有關連。其實我片子一開始就在問什麼是文化干擾，整部片就是想回答何謂文化干擾這問題。它是一個很難予以定義的現象，因為它不能算是個運動，不是一群人擁有相同的理念。有時候他們的理念可能很不相同。它可說是一種技巧，根源來自藝術運動，譬如達達，還有一些哲學、政治運動，如1960年代巴黎的國際情境主義（The Situationists International）、約翰．哈特菲爾德（John Heartfield）和拼貼藝術。

回到你的問題，這運動中有多少人。我雖然說這不是運動，但我還是以運動來稱呼了。就我的研究，我訪問了三十幾個人和團體，有時候事件很小，我們可能不曾聽說。

我去了墨西哥，因為那裡有文化干擾的活動。他們把衣服上的標籤換掉，起因是有一家工廠的三百名女工失蹤，大家懷疑是當地政府謀殺了她們，所以干擾者將服飾店的標籤換成新的標籤，讓消費者在買衣服時，從標籤上得知這一個失蹤事件。正確人數很難算。倫敦、法國、德國、西班牙都有聲勢滿大的團體，美國、加拿大也有。我在墨西哥也有發現。

K：所以不是只在北美？

S：不是。有些文化干擾活動，譬如英國的「拿回街道」，有三萬人參加。同一天中，還有其他二十個國家也舉行同樣的活動。這部片子沒有呈現出來他們的規模。

K：是的，但能知道這些已經很有趣，也反映出我的無知，以前我都不知道。

S：不，不是你無知。即使在北美，還是很多人沒聽說過文化干擾這個詞，對於這運動或團體也一概不知。其實除非是身在其中或真的看過的人，它並沒有那麼廣為人知。舊金山可說是文化干擾的老家，從1970年代就有，但舊金山還是會有人沒聽過文化干擾。

K：所以這些活動還是繼續在進行？

S：是的。

K：規模更大？

S：有時大有時小，網路干擾就滿大的。

K：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是否會讓人與文化干擾者將恐怖份子聯想在一起？

S：美國現在的氣氛很緊張。或者應該說在事件發生後，出現一種冷颼颼的感覺。示威抗議、任何反美國政府的訊息在這段期間很容易讓人敏感。

K：最近全球性的反戰運動呢？

S：反戰運動說明了還是有發表言論的空間存在。我在九一一發生後一個月發行這部影片，片名早就取好是「劫持商業文化」，而「劫持」二字忽然間有了不同的意義。我本來是在玩文字遊戲，現在變得象徵性更強。美國電視台在這段期間變得較謹慎。PBS曾與我聯絡，說想看片子，他們有個叫獨立鏡頭（Independent Lens）的系列節目，後來他們拒絕我的片子。我問他們原因，他們說他們要的是比較新聞式（more journalistic）的節目。一個叫做「獨立鏡頭」的節目怎麼可能是比較新聞式的呢？簡直是自相矛盾。而且一開始是他們覺得我的題材有趣，主動來找我的。

K：這些干擾團體是否會評估他們活動的效果？還是他們不在意在媒體上所能引起的效果，純粹只是為了自己信仰的理念而行動？

S：都有，依團體性質不同而定。通常文化干擾活動都有詳細的計劃吸引媒體注意。看板自由前線每解放一個看板，便發出新聞稿給媒體。他們希望被報導被記錄，這是他們的主要目的：取代主流傳媒。

有一個很棒的團體叫「解放芭比組織」。他們在聖誕節時，將芭比娃娃和肯尼王子的聲音做性別互換。肯尼會說：「我們去逛街！」芭比答說：「不要！我們拿槍去打壞蛋。」這是在對美國社會的性別議題與玩具工廠做評論。他們很小心，所發的新聞稿是電子形式的，包含錄影帶在內，送給所有的媒體。他們買芭比娃娃後，改掉聲音部分，再放回店裡。買到的顧客打電話到店裡問：「這是怎麼回事？」這件事引來滿大的媒體事件，因此說到效果，他們通常以得到最大效果為目標。

K：但很難去估計到底有多少人受到這些活動的教育或影響。

S：對。我想人數其實不多，影片中的凱莉就不是很在乎這點。她的態度是軟性抵抗。她不在意是否能讓一千個人看到，只要有一個人看到了，並且改變了想法，或和她有一樣的想法，決定不再繼續原來的作法，對她來說，那就夠了。所以，真的是依團體而定。

K：凱莉都是單獨行動？

S：是的。他們一群朋友辦了個「地鐵派對」（Subway Party），穿戴特製華麗服裝到清晨尖峰時段的地鐵站，免費發給人們柳橙汁和香檳，目的是想要打破人們在清晨尖峰時間不和別人說話的習慣。所以文化干擾可以是遊戲式的，不一定總是散播政治訊息。它的理論基調是由情境主義學家季．狄伯（Guy Debord）所提出，他要我們反省在環境中、城市裡移動時，我們的行為與生活方式有多少是受到控制的。所以文化干擾在某種程度上是要掙脫被控制的狀態，或是改變我們在社會中的行動方式，打破一些文化規範。

K：我覺得這是讓我們認識、瞭解不同文化干擾者很關鍵的一點。可否再多說一些？

S：那是它最激進的一點，重點不在於他們傳播的政治訊息。影片中你看到有人質疑凱莉，他們為廣告空間辯護；廣告有權存在。加拿大是個很有禮貌的國家，別人告訴我們怎麼做，我們好像就是照做，因此加拿大社會是個有秩序的社會，人們不常有質疑的精神，文化干擾就是在挑戰這一點。

K：對我來說，妳片子中的文化干擾者很勇敢、令人敬佩。他們的作為是種抵抗之舉。片中有個人提到，這是在重新取回被商業主義佔領的空間與文化主體性，這些原本應該是屬於人民的。接下來這問題可能聽來有點苛刻。片中這些人物會不會多少有點英雄主義？或者，這是否不可避免？譬如比利牧師或「看板自由前線」的領導人。

S：我不是很懂你的問題。你的英雄主義是說他們在同時讓自己得到注意？

K：也不是。讓我再說清楚一點。他們似乎很清楚資本主義和商業主義是無法擊敗的巨人，他們贏得一些小勝利，但總的來說，面前的這個巨人是如此巨大，這項任務是無望的。尤其是在美國，這樁任務是如此艱鉅，他們做這些事，除了是自身理念的實現外，也有反資本主義體制的目的，但似乎終究只能將訊息傳達給少數人，不可能訴諸廣大的大眾。

S：我大概懂了。這麼做的價值為何？有幾點可能對回答這問題有幫助。對參與者個人而言，能親自參與干擾行動，是個非常棒的解放經驗。它是很個人的感受現象。

為什麼當初我會想拍他們呢？長久以來我一直在做人權議題，拍攝人權鬥士如何促成社會改變，後來我覺得累了，因為你不斷地抗爭，但情況沒有改善，你會崩潰。而參與文化干擾的重心是在保存意志力，它讓你得到一種力量，這點是有很大的價值。

這整個運動牽涉到整個社會層面，到目前為止，人們對其「精神環境」（mental environment）還沒有權力，也沒有保護。企業及其利益擁有了我們的「思考環境」（thought environment），人民沒有保護，也沒有平等的發言空間。

資本主義不見得不好，但它讓我們產生不安全感，所以我們要買東西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其實影片裡不是每個受訪者都反對資本主義，譬如傑夫就開很奢華的車，他也擁有槍枝。他說每個人都該有個看板，他最在意的是這點。他認為每個人都該有言論自由，不是只有他。不管是贊成墮胎、反對墮胎或任何最激進的言論，都該有其發表空間。

K：那是不是某種對於民主的自由派看法？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S：他算是我遇到的人裡最激進的，因為你很難把他擺進任何一個框框裡。他說那些話，讓人不知道這人是哪兒冒出來的、他的理念到底是什麼。其實文化干擾是種技術，你可以用這種技術來傳達各種觀點，譬如聲音的環境。我們從小聽廣告歌曲長大，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的廣告歌人人耳熟能詳，所以就會有聲音干擾者會將廣告歌曲重寫、顛覆，說出不一樣的話。這有點像是小丑的功能，不過比較政治性。

總之，人們設法在各種層面做改變，設法將批判性的思考開放。不論你同不同意現況，至少我們不能對所處環境或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批判性的思考。它之所以激進，就是因為做出社會文化規範外的事情，譬如在地鐵上敢毫無原因的遞給別人一杯香檳，跟對方說話。毫無原因的！（大笑）

K：我在想為何剛才要問這問題，也許其中一個原因是想從妳、以及片中人物身上得到鼓勵。我們所處的環境可說是令人失望的，商業文化霸佔了我們的環境。再者，對我來說，這些人所做的事是政治性的，不只是中產階級的週末娛樂。（S：他們其中有些人是很有深度的思想家，雖然在片子裡沒看到。）這裡的情形也很令人悲觀。妳剛才說到「參與對個人是解放」，其實就是繼續下去的最充足理由。

S：對自己所參與的小團體有著肯定自己能力的作用。將藝術與幽默放進去……意思是不一定要改變任何事。幽默是很有力量的。他們是認真的，但並未將那些活動看得那麼嚴肅，他們也許會參加其他形式的嚴肅示威，但在其中是有力量存在的，對參與的個人來說，是能從中獲得力量的。

K：說到幽默與玩笑，我認為這個作品是非常棒的上乘之作。與這些干擾者合作有何困難？我讀到一篇報導說他們沒有要求刪減任何鏡頭？那真好。

S：那是這部片的奇蹟。我是受主流傳媒之託，拿主流媒體的錢去拍他們，而他們卻是與主流電視台最沒有關係、最反主流的，所以有許多地方需要拿捏。但幸運的是，電視台沒有要我做任何修改，文化干擾者也很愛這部片。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文化干擾者與媒體之間有些不信任感……大家不信任媒體，而我卻把這部片子放在主流媒體裡。整部片的風格是讓觀眾明白何謂文化干擾，也順應他們的玩樂性，也就是向大眾介紹這主題和這群人。但我不想只是由文化干擾的觀點出發，我也想談談關於權利的問題，做出比較平衡的觀點。

K：對，從妳訪問律師即可看出這點。

S：就採訪對象而言，文化干擾這群人是最難接近的，他們是我遇過最沒有禮貌的。通常拍攝對象都很樂意接受我的紀錄，但他們一開始存有疑慮。

K：所以妳們被矇眼不是表演？

S：對。跟拍他們所有的看板活動，我們都被矇眼。就一方面來說，他們是在跟我們玩，但整件事也正是如此。傑克是最早給我採訪管道的人，他一開始就說：「吉兒，不管到哪兒，妳們都會被矇眼，因為我們不要讓妳們知道我們在幹什麼。」第一次拍他們時，他們在橋上做攀爬看板的訓練。像影片中那樣，我們被矇眼，抓著繩索往後走下很陡的山坡。我在五百英尺高的陡坡上矇著眼，被他們轉圈圈，好像是得到認可的入會儀式一樣。「好，她可以留下來。」

他們在行動時也不要旁邊跟著無聊的記者，其中當然有玩耍的成分，總之和他們接觸有一定的敏感度。我訪問過將軍、軍隊、游擊隊領隊，各式各樣的人，但在拍文化干擾時，有時候讓我更害怕。我害怕是因為如果他們在行動時被阻止，我拍的東西可能被扣，迪士尼可能會控告我們，這部片就會無疾而終。我曾進入哥倫比亞戰區拍攝，但奇怪的是，這些企業／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消音的力量。

K：還有其他困難之處嗎？不只是跟他們的合作上，還有關於這案子本身。

S：困難度在於文化干擾比片子能呈現出來的大許多。一開始我拍了五個人，後來縮減到三個主角。因為後來沒有那麼多時間剪接，而另外兩個人及團體的畫面也不夠好，沒法做得像其他三人那般吸引人。

這部片的拍攝過程對我與工作小組成員是很棒的一段日子，這是個很有趣的案子，還有剪接也是很具挑戰性的過程。拍電影是群體合作而生的藝術，每個人之間能不能契合至為重要，它牽涉到工作氣氛的和諧與自發的付出。

當然我們也出現過緊張時刻，譬如我們的電視台突然說要找律師來看。片子都拍了，預算也都花光了，他們要花兩個禮拜決定是否通過。你不完成初剪也不行了。

K：除了這些不順的阻礙外，我聽說在九一一事件後，妳在美國很多影展遇到阻礙？

S：這部片是在九一一之後發行的，我們一共參加了十五個國際影展，而似乎在世界其他國家得到的反應都比在美國好。這部片中有這點很有趣。兩個主角是美國人，我相信美國觀眾會想要看這部片。

K：他們才應該是主要觀眾。

S：對。我們參加加拿大溫哥華影展時，三千九百席全部賣光，之後還加映，是當年影展中最受歡迎的影片之一。我去紐西蘭時也一樣，這部片名列最受歡迎影片之一。

這些是我能負擔得起、拿到補助能去宣傳的地方。我的感覺是觀眾會對這議題感興趣，相信美國觀眾也是，但有時候問題在於看不到，我們只參加過四、五個美國影展。這部片不是用膠捲拍的，片長只有一小時，適合電視台播放。片子其實很成功，我很開心它參加了不少影展，也在加拿大電視台播出。但有趣的是，這部片在電視上出現的機會很少，原本以為其他國家的電視台會買，但目前只有三個國家，也許是發行商的問題……我不知道。不過片子已在戲院裡播放，這應該是個成績。對我來說現在拍片的重點在於內容。

當我剛開始拍片時，我是在學習如何拍電影。但到了現在，我拍的東西必須是對我有重要性的，我要拍我能相信的東西。我不知道自己還會拍多少片，但若我碰到我認為應該說出來的事情，我一定會將之拍成電影。

K：大家一定會很期待。太好了，謝謝。

S：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