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院週二（3日）三讀通過「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確定未來華視股權將逐漸百分百公共化、台視影音資產公共化，此外，條文中也明定，2007年起，客家、原住民及宏觀電視將交由公視基金會辦理。顯然的，這個法案不僅讓黨政軍退出無線電視有明確的法源依據，同時，也讓公共媒體集團的建立再往前一步。雖然，「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是依照2003年12月通過的廣電法修正案制定，不過，民間社會的「黨政軍退出三台」及「無線電視公共化」主張，至少走了十年路。

1995年，澄社、台教會、傳學鬥、台灣記協等團體成立「三退聯盟」，發起「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提出「三台股權大眾化」、「全面翻修廣電法」、「成立監督委員會」、「確立編採自主權」四大主張，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不過，傳學鬥及部分傳播學者則指出，以「股權大眾化」解決黨政軍退出問題，將會導致媒體資本化與私有化的後果，甚至政治勢力也會借屍還魂。因此，在遊行中便提出「確立頻道公共性格」、「樹立媒體文化性格」、「保障弱勢媒體公有」、「打破產官學共犯結構」等不同於「三退聯盟」訴求的四大主張，這也成了無線電視公共化的先聲。

事實上，即使華視公共化也只是廣電媒體改革運動的一小步，並不能完全根除解決媒體問題，未來除了持續進行傳播教育與媒體工作者改。換句話說，亦即，廣電媒體必須全面朝向公共化的目標邁進，達成媒體「公共產權」、「公共管理」、「公共近用」、「公共服務」的整體方向。

這並不是說，媒體所有權都必須公有，而是指傳播政策的設計及廣電媒體的經營必須符合公共性，以促成多元媒體文化與民主生活。包括，廣電政策必須設計出包括公共媒體、地方媒體、專業媒體、社群媒體、商業媒體、非營利媒體並存的「多元媒體結構」，讓不同群體皆能擁有經營媒體、近用媒體的機會與能力；其次，媒體監理機關必須開放民眾參與，執照核、換發過程，內容審議，也應設計公民參與機制，達到公共管理的目的；而媒體經營者方面，則須具備公共服務精神，提供近用管道讓民眾表達及回應意見。

其實，台灣民眾的媒體想像一直存在著「公共性」的期待，「媒體是社會公器」的觀點便是最好的說明，可惜的是，十多年來的媒體解禁政策，導致台灣媒體從國家控制的思維急速地轉換成獲利的商品，民主化過程中可以建立的媒體公共價值受到嚴重碰壞，因此，如何找回媒體的公共性，回歸媒體正常化，是媒體改造必要實踐的下一步，也是長遠之路！

（本文作者管中祥為本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