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們提到了早年的報業分類方法有四，即：

一、國家統制論
二、天賦人權論
三、階級鬥爭論
四、社會責任論

並且以極其簡單，但提綱挈領地點出「天賦人權論」，也就是目前所說的自由主義報業理論，其實是大有問題的，因此，母理論出現問題，其子理論的「新聞自由」是否能無限擴張，便大有可議之處，更遑論被稱做「不容碰觸的聖牛」。

宣偉，伯

但前文礙於篇幅之故，未能表明此理論是出自何位理論家之手，因此，本週就要和各位一看這本在傳播史上佔有里程碑之位的著作：《Responsibility in mass communication》，這本由一代宗師W. Schramm所著的鉅作。

既然提到了這位大師，哲人已遠，就讓我們先簡單瞭解其人其事。

Wilbur Schramm（1905~1988），拿的是哲學博士，早年曾做過短篇小說家，之後轉往研究大眾傳播，曾在愛荷華、依利諾，及夏威夷建立研究據點。而1977年前往香港，協助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大眾傳播的碩士班。

他早年為華人所熟知的譯名是施蘭姆、施蘭膜，但在中文大學時，余也魯幫Schramm取了「宣偉伯」的中文名字，並一字一字告知「宣偉伯」此三字之意義，「宣」，乃傳布，即Communicate；「偉」，乃雄大；「伯」，以伯仲叔季的排序來說，是首位之意。Schramm聽了很開心，便以此為其中文名字。由此，不難想像宣偉伯與華人傳播學界關係之密切。

但不只如此，曾任政大新聞系系主任八年時間的徐佳士教授，也是宣偉伯的入室弟子，而當年臺灣的傳播教育，僅此一間別無分號，職是之故，臺灣早年的傳播學者，或曾親炙於宣偉伯，或曾是他的私淑弟子。再者，臺灣新聞教育的源頭乃系出政大新聞，如此，不難想像宣偉伯當年在台紅透半邊天的程度。

徐佳士教授曾在其大著，《大眾傳播八講》之序言提到，該書乃是師法其師宣偉伯之著作，不但兼顧理論，且文章流暢易讀，引人入勝，這種文筆，加以大眾傳播學門的十字路口特性，足以吸引其他學門的學子在此逗留，甚至一起深究之意。徐教授也希望該書，能多吸引一些行經路口的研究者，能對大眾傳播學門駐足深究。

以上是簡介宣偉伯其人，接著，讓我們來看看這本經典著作，《大眾傳播的責任》。對於該書的褒美之詞，想必各位已經耳熟能詳了，因此，筆者便要談談在這以外的想法。

今年是2006年，距版權年1957年，也堪堪將近半世紀，那麼，從半世紀後，累積了更多知識的我們，以今觀古，可以看到什麼？

首先，筆者要指出一點，那是未讀原典前，從未發現過的事實。那就是這本《大眾傳播的責任》，其實是基督教團體「聯邦議會」提供資金所做的研究。該團體於1949年提出「基督教倫理與經濟生活」計畫，資助了九個研究案，而宣偉伯的這本書，就是九分之一的成果。

在明瞭這個事實後，當年困惑筆者的問題於今迎刃而解。當年讀台北市報業新聞評議委員會翻的版本（1970年所譯），因為是精簡本，所以只提到四種報業理論，但其中有些論點過於強調唯心論、道德訴求，與訴諸神學協助，當時筆者不解何以如此，但今日細究，就清清楚楚了。

此外，由今觀古，我們可以看到該書其實多是對表象的描述，另有107個小例證加以佐證。提出的建議，也多半是規範性理論，以今日來說，只是形同虛設，無法實行。不過，筆者仍要強調，這是站在50年後的高度向前看，才有這種結論。反過來說，如果不是宣偉伯在大眾傳播尚不成學門之時，成此大作，那敝學門要開枝散葉的時間，肯定比現在晚得多。

這種回頭看的感覺，就如回首新文學之父胡適一般，其新詩〈蝴蝶〉首二句是這樣寫的：「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是的，這宛如今日黃口小兒牙牙學語之句，卻也名列《胡適詩選》之中。讀者諸君請看仔細了，這是「詩選」，不是「全集」。若未列選集的詩，不知是何程度？

但我們會以此嘲笑胡適的文筆嗎？不，胡適在近代文學史上的貢獻，不在於其文學，而在於他開創了一種新的文體。當然，新文體草創之時，當然是東缺西補的。而且，一個時代的先行者，就是為了讓承繼者們，踏著背，向上爬的。

這個類比，就相似於我們今日重讀宣偉伯的著作一般，雖然有缺漏欠陷之處，但我們不必以今日的標準，衡量昔日之著作。我們更應該珍惜，並且踏在宣偉伯的背上，告別，然後向前。
社會，誰負責任？
因此，就讓我們來重新檢視四大報業理論。其中的階級鬥爭論，主要是著眼於蘇俄，當時舉的例子，全部都是以蘇維埃政權為範式。但在蘇俄已經倒台的今日，這個理論應該以中國為主來進行修正。但探討中國的新聞理論，卻又是一個極大、極新的領域，筆者對此無甚瞭解，因此該部分，只能另請賢達代為補充。

前文提到天賦人權論（自由主義報業理論）之不可行。那麼，國家統制論呢？在筆者的「新聞自由再思」計畫中，其實是分為兩股支線進行。天線是本篇，探討新聞自由的理論涵養，並佐以當代新聞實例以做參考。地線則是以臺灣新聞史為背景，探討新聞自由在台灣被接收、壓制、復甦的脈絡。所以，「國家統制論」，會在臺灣新聞史探索的單元中，進行較深入的分析。

因此，本文我們要探討的主題，便是宣偉伯當年引以為傲的「社會責任論」。

宣偉伯所提倡的社會責任論，在50年後的現代，想必讀者們均已滾瓜爛熟，因此，筆者在此不擬贅述其理論內涵，而是要以臺灣近年媒體的表現，來論斷社會責任論，其可行乎？其不可行乎？

首先，我們先以新聞史的脈絡來回顧媒體發展。早年，報紙是以黨報的面貌出現，黨同伐異，不亦樂乎？對他們來說，若有新聞自由這回事，那必然是謾罵不用錢的自由。這種現象，直到一分錢報紙出現，才慢慢改善。

何謂「一分錢」報紙？即今日所稱的大眾化報業，這是因為當時報紙的主流售價為六分錢，新冒出的媒體以一分錢的極低價突圍，這也是報紙成為大眾化讀物的濫觴，因此，稱一分錢報紙為大眾化報業。

而大眾化報業，和黨報最大的差別在於，乃經濟自主，而非政黨挹注。也就是說，報紙的存活與否，端賴賣報，與賣廣告的收益。

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這點。

讓我們更細緻一點說，黨報時代，所謂的報紙，其實是政黨的外圍團體，完全沒有「新聞自由」可言，不過是政客的傳聲筒罷了。而大眾化報業時代，美其名為「報業」，其實這是徹頭徹尾的「商業」，如果不是銷售量能賺錢，如果不是廣告能賣錢，那這家報社根本就活不下去。因此，這種「賣不出，就得死」的狀況，若我們要以「新聞自由」的大帽期待，不是近乎苛求了嗎？

所以我們可以明白，近代報業的始祖，若說是大眾化報業的話，那其實，一開始就是徹頭徹尾的「商業」。差別只是在於，有些商家賣的是紅茶、麵包，而媒體商家所販售者，乃是名為「新聞」與「廣告」的商品。

資本主義的邏輯，百年不變。就算今日的臺灣，眾媒體依舊是照著純粹的商業邏輯在走。左手賣廣告，右手賣新聞。

但這裡出現了認知與實質上巨大的斷裂。引1947年12月20日的〈臺灣省政府財政廳代電〉電文為證，裡面明白表示報業免徵營業稅，至於為何？可不是說報業是文化事業，而是「報業成例」。也就是說，報業免徵營業稅，源頭並非是其自吹自擂的「文化事業」，而根本就是訴諸傳統權威的「成例」。其後，更在1952年版的修正出版法，以成文法的形式，保障新聞雜誌免徵營業稅。那麼，從1947年開始的免稅，經1952年的出版法，到何時，報業才需繳稅呢？

告訴你，他們到今天都不用上稅。

讀者諸君，各位認為報業為一營利事業嗎？這當然是可以討論的議題，但以筆者的觀察來說，這些徹頭徹尾的資本家。賣的是商品，求的是利益。若說要免徵營業稅以保障言論自由，那也僅止於弱勢報紙，絕非擁有數家報紙，或是握有電子、平面媒體等報閥。

廣告是純粹的商品，這點自不待言，但筆者所稱的，並非是新聞廣告化、資訊娛樂化那麼容易被察覺、賣出的東西，而是更深一層，糾結在台灣社會底層，盤根節錯的冥府幽魂。

這裡所稱的賣新聞，是把新聞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商品販賣。舉例來說，稍微遠一點的例子，就如聯合報系婊涂醒哲那般。當時，聯合報系連著五天均用顯著版面，以新聞稿、特稿，加以讀者投書方式「評論」此一「事實」。

其間不管涂醒哲怎麼辯駁，請出老婆，之後連老父老母都聲淚\俱下地擔保我們家阿哲絕對不會做出這麼「丟臉」的行為。

但聯合報就是沒聽到。

若要談新聞自由，有一前提就是新聞業，必須是一專業，有了專業以後，才有自主的可能性。

但天底下有任何一種專業是連錯五天，卻甘之如飴的嗎？

讀報，我們可以發現，聯合報顯然將民進黨，及其手下大將當成一「戰鬥對象」，而非「報導�採訪對象」。這股歪風直到爆料者李慶安自認錯誤後，聯合報才收工轉向。不過，從頭到尾聯合報系都沒有對此道歉，反而侈言是跟隨消息來源報導，以及善盡查證義務。此等說法，未免可笑至極。

此例是近年來一個顯著，具代表性的關鍵案例。當然，不僅止於此，例如2004年總統大選時各家媒體選邊戰的情況，想必各位仍記憶猶新。由近取譬，近日倒扁與挺扁風潮不斷，各家媒體報導模式，也只能說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戲，來來去去就幾招栽贓抹黑的三流伎倆罷了。

怎麼回事？媒體不是要公正、客觀的嗎？

回到原點，讓我們一想，是不是我們一開始就問錯了問題？前面提到，近代報業的源頭，若以大眾化報業來算的話，那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商業，而不是專業。或說，報老闆的「專業」，是能把商品成功推銷出去的「專業」。和我們所倡導的諸如：客觀中立、倒三角形寫法、平衡報導、善盡查證義務……等，完全是兩個不同世界的概念。只是正好倒楣，兩個都念做「ㄓㄨㄢ ㄧㄝˋ」罷了。

資本主義的基本信條，就是利益極大化。在此原則之下，資本家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將貨物推銷出去，不僅如此，更要不斷降低生產成本，以求取最大利益。

且讓我們一想，有什麼東西是以極低的生產成本，就可以賣到極高的售價？

筆者左思右想，似乎就只能想到像是櫻粟花之類的東西。不過，拿櫻粟與新聞類比，是否不妥？

哪裡不妥？

近年媒體表現，日趨下流，前文〈新聞自由，豈是不容碰觸的聖牛？〉已於首頁揭櫫近10年來的惡劣表現，雖是點到為止，每個媒體舉一例為之，但也蔚為奇觀。更可鄙的是，媒體明知這些內容僅有賣點而無針砭，卻依然故我，大肆銷售此類劣質商品，以媒體愛用的術語來說，便是黑心、無良商品。

這與明知鴉片有害，卻大量傾銷中國的商人，有何異處？

宣偉伯當時已見此類惡行發軔，但在社會責任論中，仍然不希望政府介入管制，而希望這些媒體自我覺醒，以良知良能進行自我改善，其中提到特別要以個人的道德，去喚醒報業。

但睽諸世界媒體，尤以臺灣為例，我們知道這種訴諸個人良心論的說法，是行不通的。那怎麼辦？

至少，我們有的能力是站上肥皂箱，拿起小蜜蜂，去告知閱聽大眾，這些媒體放送的是公害，販賣的是毒品，這種黑心商品，絕對不受「新聞自由」的保障。

筆者想替宣偉伯補完的一點，就是這個媒體改良的工作，絕對不限於媒體自身，還需要政府適時介入，以及公民團體予以監督。當然，提出這種大範圍的口號與方針是極其簡單之事，但實際操作，又是何等困難之事？

尤其是政府該介入到什麼地步？公民監督團體若成為壓力團體怎麼辦？這其中實在有諸多問題困擾著我們。回首來時路，現代報業也只不過走了百餘年，傳播學也僅有半百的歷史，很多我們碰到的問題，是前人所未遇的，因此我們只能摸著石子過河，慢慢去找出新聞業，能對社會、公民有益，而不是有害的方向。

「要你管！觀眾愛看，所以我們才做啊！（拿出一張真偽未知的收視率報表）」在我們啟程時，最常聽到的問句就是這類，怎麼辦？

不管，中國鴉片也是人手一管。

（本文作者敗裸殺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