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代流行一時，作為台灣政治自由化運動主調之一的「黨政軍三退媒體」主張，在2003年年底因《廣播電視法》第五條條文的修訂而落實了。該法要求「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廣播、電視事業」，以及「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政務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不得投資廣播、電視事業」，為的是避免政治力插手媒體經營。咸信：媒體是公眾的看門狗，是監督政府的第四權，是言論自由的實踐場域，因而不應被政治勢力沾染干預。

因著這個法令，舊社會遺制下的政媒不分現象應於2005年底前改正，民進黨大老蔡同榮也就辭去民視董事長職務，國民黨也就處份掉中廣、中視的所有股權。但是到了2007年底的今天，三立電視台的股權爭議，再次提醒我們政治力與媒體交纏的現實。這個現實不只突出了法令的不足，更突出了當代「言論自由」的荒謬性，即：言論自由的前提，是私有財產制。

事件主角—三立電視台，是由張榮華家族於1990年創設的家族事業。因營運有成，為擴張規模搶占市場，陸續引進南部有線電視系統聞人林崑海、富邦蔡家（本地金融資本）、香港基金公司Excesior Capital（外資）。其中林崑海與張榮華占有絕大多數的股權與董事會席次（五席中的三席）；Excesior則因股權認購時簽定了特殊條款，僅17%的股權比就享有兩席的黃金董事席次；富邦蔡家則持有2.6% 的股權比，影響力有限。

爭議的起因，是Excesior Capital欲以每股台幣45元的價格讓售三立17%的股權，但得優先認購的三立電視認為價碼太高不願買回。兩造周旋之際，自稱代表美國投資公司的蔡正元突然半路殺出，以65元的高價位和Excesior恰商。

當初三立為了擴建廠辦大樓苦無資金，才釋出部份股權由「外人」認購。資金既以募得，廠辦也已建成，如今Excesior處份股權只要不涉及內部經營，其實無關緊要（Excesior的黃金董事席次並不能直接讓渡給接手者）。但是蔡正元自稱以專業投資者的角度，認定三立的政治色彩過份明顯而有害獲利，表示若成功接下Excesior的股權，將會建議投資公司調整三立偏綠的經營走向以提升市占率。

蔡正元既是現任國民黨立委，還曾擔任黨內要職（2004國民黨總統競選總部發言人），以這樣的身份恰商媒體股權的買賣已容易遭人物議，何況還公開表示要介入經營權，難免民進黨跳腳。不只新聞局長謝志偉要求清查資金成份，綠營立委又再抬出威權復辟說攻擊國民黨，念茲在茲的就是害怕泛藍陣營入主三立後，親綠的言論陣地就要失守。國民黨本身表示與買賣沒有瓜葛，甚至與蔡撇清關係。

奇怪的是，蔡正元的政客身份本來敏感，其所有的阿波羅投顧還在中影交易案中公親變事主招人非難，竟有美國的投資公司要委託他鑑價並代為買賣；就算該公司因與蔡有私交而委託代辦，但三立的股權並非公開交易，竟放任蔡在買賣談妥在市場上喊出超出行情甚多的高價（就算真有這個價值，沒有競爭對手，單一買家理應該將賣價殺低而非喊高），實在不合理。而此間手法高深難測的投資公司，自始至終沒有露臉。無論如何，經過蔡正元一攪和， Excesior必定是最後贏家。據報載，目前三立已經開始抬高買回的價碼，接受原本拒絕的45元每股價格。蔡作為交易中間人，從中抽佣賺他一票是免不了的，問題在於抽誰的佣？

但無論蔡正元如何藉由台灣藍綠鬥爭的政治環境混水摸魚，法律是拿他沒辦法的。主管機關NCC已經表示，與事件相關的《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條規定「外國人直接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股份，應低於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十」，蔡作為中介人媒合買賣雙方，並無違法問題。

然而不論是蔡正元還是林崑海、民進黨還是國民黨、新聞局還是NCC，都繞著媒體所有權等於言論自由權的公式上發展論述。比如蔡正元說：「謝長廷的金主在集資買三立」；林崑海說：「希望（買下股權的）不要是有色彩的人」；王拓說：「買三立的資金是中資還是外資，馬英九應該說清楚講明白」；黃玉振說：「這純屬蔡正元個人依法進行的商業行為，與國民黨沒有任何關係」；謝志偉說：「國民黨是買三立的幕後黑手」；石世豪說：「NCC管的是物權的轉讓」。

是的，接著NCC副主委石世豪的發言，我們已經可以確定：這就是一個把財產權當作言論自由權的前提的社會。這不禁讓我們想起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名句：「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難道不是嗎？

如果，我們讓媒體所有權不等於言論自由權，也許蔡正元就沒有混水摸魚的空間了；也許林崑海張榮發就不能以家族企業的搞法操作親綠電視台了；也許民進黨就不必擔憂而國民黨也不必撇清了；石世豪也就可以從物權、財產權出發進步到社會權、基本人權上去考慮媒體的監管了。顯然的，如果媒體所有者不能恣意左右內部的言論自由，這件爭議就無從發生。而所謂「港資」、「中資」，乃至於「外資」介入媒體，影響本國媒體政治與文化的問題，也無須擔憂。

從三立的股權爭議，我們見識到對政治力念茲在茲的廣電法的無能，而這種無能表明了，對政治力干預的批判只能是過時的批判（這種批判從十八世紀就開始流行了）；對產權的維護與計較則是這種批判的當代補充。我們面對的真正問題，是言論自由被所有權所決定，是思想與精神被資產階級所決定。有人說，股權大眾化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曾經號召全民入股的「民間全民電視公司」，正好因為大批小股東近來欲將股權轉售給泛藍企業，引起同樣爭議，也就說明了「股權大眾化」之說的破產。公開上市的星空集團、雅虎線上，面對北京政府的壓力時，又是如何呢？答案是很明白的。

真正的辦法，在於根本轉變所有權與言論自由權的關係，在媒體中就是使工作者能夠自立獨立。但是這種轉變不會單獨發生在媒體之中，像是所謂的「編輯室自主運動」所期待的那樣，而是伴隨著深刻的社會關係的轉變而轉變。但轉變如何可能，則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本文作者傳播學生鬥陣為媒觀駐站作家、新聞傳播系所學生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