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丟了飯碗》，是一部紀錄發生在2001年中國時報中南部編輯部門遭到報社總部無預警裁撤的紀錄片。在該片中，一名慘遭裁員的女性編輯表示，她剛進中國時報時，為了想方設法穩定工作、並提昇自己在報社的競爭力，於是吃盡苦頭，半工半讀地完成大學學業。沒想到，她大半輩子的努力，卻被報社高層突來的決策，徹底瓦解於無形。
追昔撫今，類似的場景不斷在社會中上演，只是公司名稱和被裁人員的姓名換一換而已。然而，類似的場景，似乎轉換了另一種形式，從學校的階段就已提前開始。日前發生在中華技術學院航管系產學專班的事件，就值得我們特別留意。

今年（2007）十月，30多名中華技術學院航空服務管理系產學專班的學生聚集教育部前，抗議他們在與該系建教合作的桃園航勤公司實習，卻拿到不足的薪資。

而整件事情辯論的焦點，在於學生控訴校方以「上班五天、上課一天，每月薪資兩萬五千元」為號召，進行四技、二技專班的招生，不過，實際上學生卻淪為廉價勞工，不僅薪水不足兩萬五，而且做的事情也是清潔工、搬行李等粗活。對此，校方則以「招生簡章招致誤解」來回應。後來在校方同意補貼差額，並同意已申請轉系或退學的學生可以復學之情況下，整個事件暫時告一段落。

我們應當注意，技職院校產學專班的出現，是有其社會脈絡和條件的支撐。特別是，不可謂言的，對於社會上經濟較弱勢的學生來說，類似產學專班或建教合作的方式，確實也讓他們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另一方面，沒有得到教育部計畫補助（例如頂尖大學計劃）的學校，也必須採用產學專班的方式讓學校繼續生存。

於是，學校的意義已成為許多學子「求生存」的避風港，只不過，過往這種「求生存」的意義僅止於「未來導向的」，就像那名遭到中國時報裁員的女編輯，她是為了「將來」能夠更具有競爭力，於是繼續求學，以求學的方式投資自己。然而，時至今日，這種「求生存」的意義已經變成「現在式」，換句話說，在學校求學已經不是「投資未來的自己」，而是「面對當下的生存」。

根據教育部的說法，今年核准開設的產學專班計有111班，學生共5000名。然而，如果整個社會和經濟條件持續惡化，而各級院校和學生在「求生存」的壓力持續脅迫下，開設產學專班的班數、以及就讀的人數也很可能會愈多。這意味著，許多學子必須提前面對那名女編輯所可能遭遇的風險。

中國時報中南部編輯遭到裁撤時，那名女編輯協同數十名同樣被裁員的同事，激昂地前往報社總部抗議，並且要求勞委會介入遭開重大勞資協調會議。反觀中華技術學院航管系的學生，雖然沒有遭到「裁員」，但是去教育部（而非勞委會）陳情薪資糾紛的議題，也實屬罕見。然而，在整個事件中，似乎看不到桃園航勤公司應負的責任。比方說，為什麼桃勤公司不是釋放出能與航管系學以致用的工作，而卻是清潔、打掃、搬行李？這也反映出教育部、學校和企業三方，在規劃產學專班的同時，出現了嚴重的瑕疵。

如果現在學生的求學是一件「面對當下的生存」、而非「投資自己」的苦差事，而這個趨勢又莫之能禦的話，那麼，學生所能夠依靠的，大概也只剩下教育部和校方的把關了。因此，在規劃產學專班的同時，不可不慎。

（本文作者劉忠博為媒觀駐站作家、政大新聞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