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怡蓁（本會專案企劃）

年輕作家輕生一週以來，媒觀辦公室內部都不斷在討論，我們怎麼看待相關報導？一個禮拜下來，我們並沒有定論。

由於意見分歧，我們還停留在各自闡述自己的想法，無法像過去監督媒體的經驗，馬上啟動監督機制。於是，我們想來談談，從非營利組織工作者的身份以及監督媒體的觀點，我們是如何看待這件令人遺憾的新聞。

當作家輕生消息在網路上傳開時，辦公室內的女性同仁紛紛表達出難受甚至恐慌的心情。我們各自闡述著身為女性曾遭遇過的負面經驗，男性主管L表示，他沒想到女性同事們的反應會這麼大；對他來說，這件事並非那麼容易能夠感同身受的，儘管試圖理解，試圖傾聽，他仍是難以完全體會。而難以理解的並非L而已，女性同仁身邊的男性親友們雖然感到痛心遺憾，但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在一次次的討論過程中，再次驗證眾多女性同仁在成長經驗中，與「性」相關的經驗都成為束縛規訓自己的羞恥圈，不要說談論「性」了，甚至是不能有性慾的。

 而衛生福利部一開始提醒台南市社會局了解相關案件，該局起初對外表示，媒體與出版社公開當事人姓名，可能會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3條第1項不得公布被害人姓名的規定，讓許多新聞媒體開始噤聲，用代號指稱。這時，就落入了一個很荒謬又尷尬的處境，當全台灣社會都知道新聞報導中的作家是誰，新聞報導中卻不能寫出她的名字，照片要打馬賽克，她好像成為不能言說的那個人，如同佛地魔一般。

事件發生當下，我們也發現在Ptt上一開始出現許多仇視女性的言論，而新聞媒體也大肆地報導，將一個又一個的標籤貼在作家身上，而這些看似人生勝利組的標籤組合在一起就像是點閱率、收視率保證，成為人們茶餘飯後惋惜的談資，忽略了可能某個「房思琪」在看到媒體的報導後縮回角落瑟瑟發抖痛哭。

因此，衛福部初始的提醒並非沒有道理，無論是自殺報導或是性侵害事件，都可能會引起部分民眾的恐慌，必須嚴守新聞報導的專業準則，不得過度描述以及揭露資訊。

然而，父母的聲明以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但書似乎與衛福部說法牴觸，直到五月三號，衛福部又澄清，報導媒體揭露受害人姓名符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3條第3項規定，如果媒體是基於公益立場而報導，那麼關於兩造姓名與照片，都可以適度揭露。

在這短短幾天內，網友發揮鍵盤柯南精神肉搜出疑似加害人─某補教業者，Ptt上流傳許多該補教業者的起底文，此時新聞媒體又開始跟進報導，揭露其個人資訊與家庭狀況。對於該補教業者的報導，各家媒體有不同的做法，聯合新聞網的小編日前在臉書表示「我們遵守的是基本新聞道德與報導法則」，而Ptt是論壇，基於新聞道德，他們不會寫出該補教業者的姓名。此舉遭雞排妹鄭家純打臉，鄭家純在個人臉書表示兩年前她遭遇新聞媒體的錯誤報導，認為媒體根本是選擇性的新聞道德。

事件發展至今，已演變為聲討加害者的論調。關於網路到底能不能公審疑似加害者，我們沒有定論。媒觀同仁J認為，在這個例子上，她難以忍受類似的加害者繼續存在，尤其這件事能以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很低，雖然她不認同媒體在沒有查證的情況下報導，但對於目前的網路公審，她反而不會想去撻伐，因為社會輿論的反對聲浪越大，才更能讓目前的潛在加害者能警惕或停止這樣的行為，也讓被害者知道自己並非孤立無援，能夠勇敢制止或是尋求外界協助，當其他同仁問，如果加害者不是他呢？J認為如果狼師不是該補教業者，那他更應該盡快現身說明。另一名同仁C則認為，在雞排妹的例子上，新聞媒體的確違反了新聞專業與新聞道德，但不能因為媒體過去有過錯誤的經驗，就能再繼續犯錯。

媒體的角色是傳遞訊息，是在紛亂的事件中安定人心的角色，當性侵案件發生時，我們該怎麼面對？台灣社會該如何進行性教育？要如何防止性侵事件繼續發生，有許許多多可以探討的事情。然而，我們還是只看到媒體在作家身上貼的標籤，無論是她生前或是死後，被新聞媒體冠上的各種頭銜名號，至於她死後在社會上反彈起的巨大漣漪與恐慌。

在作家的例子中，未來也許我們也不會有結論，部分的我們在心裡暗自為鄉民正義及媒體公審暗自叫好，希望將加害者繩之以法。但理智上，我們明白是不能這麼做的，新聞媒體的責任是兩面並呈，而非只是起底，甚至是踰越了道德與法律的界線。

我們真正希望的是，不要再有下一個房思琪。

(本文亦刊載於風傳媒專欄：台灣媒觀》媒改工作者的反思—談房思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