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傳遞訊息還是製造恐慌?311大地震六周年給台灣媒體的反思

日本是一個很有趣的民族,盡管他們天然資源匱乏,同時又充滿天災,但他們對於災難特別地敏感,從每次災難前的預想,或是發生之後的反省,都會從中學到教訓,因此在法令與政策上,都會因應可能發生的災害或是已發生的事故進行修正與更新,而這或許和媒體所帶頭建構的「災難記憶」有關。

下星期就是東日本大地震屆滿六周年的日子,或許可以從這六年的媒體觀察中看出端倪,事實上不只是311前後日本媒體會大量製作有關於災後重建的相關專題,在平日的媒體報導中,對震災的相關新聞報導也多有著墨,之所以如此,或許與「媒體」自身定位與想像有關,因此,本次的「媒觀編輯室」想與大家一同思考,媒體在災難與國民記憶當中扮演的角色。

其實,媒體在災難事件當中,既是訊息傳遞者也是監督者。作為訊息傳遞者時,媒體必須傳遞給民眾有用資訊,並避免引起大眾恐慌,同時保障受難者及其家屬之基本人權。而作為監督者,媒體則必須報導有關當局,在災害發生時的相關政策與措施,是否違反公共利益,及災害結束後的相關措施是否得當。

在上述的新聞倫理當中,日本媒體絕對扮演很好的訊息傳遞者。在東日本大地震時,可以觀察到日媒報導:冷靜、沉著、不引起大眾恐慌、沒有侵入式採訪,最重要地,傳遞了有用的資訊等。然而,日媒卻未必扮演良好的監督者,舉例來說,首先是廣告預算的壓力,日媒可能同時面對福島第一發電廠、東京電力公司與安倍政權的廣告預算要脅;其次,日本記者多有同業(如記者俱樂部)壓力,讓他們不敢「有力」的監督政府。如上述的諸多問題,無法在本文中一一列舉,然而若要做綜合評比,日媒在報導災難新聞時雖然稱不上一百分,但是至少及格。

反觀台灣,媒體在災難新聞當中若要從「訊息傳遞者」與「監督者」進行評比的話,到底會拿到幾分呢?或許閱聽人們自有公斷,但是有幾項觀察可以向諸位讀者們報告。六年前東日本大地震時,媒觀就收到不少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投訴,指出台灣媒體,在報導東日本大地震時,不論在主播的播報口氣,還是畫面與配樂上,都過於恐慌,以至於讓留日學生,收到不少來自台灣家人與朋友的「過度」關心,讓他們不堪其擾。這樣的跨國投訴,點出台灣媒體在報導災難新聞時的問題:傳遞資訊時夾帶恐慌是否合適?

這樣的問題意識,是媒觀成立「草根監督觀察團」的重點之一。「草根監督觀察團」監督了「澎湖空難」(2014年)與「美濃地震」(2016年),儘管媒體已經啟動自律機制,然而民眾在回饋問卷中仍指出:媒體在報導時仍會煽動情緒與訴諸感官,同時訊息過於單一,也無法傳遞有用資訊,並對傷亡者與家屬不甚尊重。

觀察2016年的美濃地震報導,則在「報導新聞時所拍攝的畫面是否適切」與「使用的文字、語言是否恰當」的兩個問題中,民眾首次給予「普通」的評價高過於「不適切」與「非常不適切」的評價。這個現象足以說明,長年以來媒觀與其他公民團體、閱聽眾共同推動他律,以及媒體自律發揮的效果,儘管進步幅度無法讓民眾滿意,但整體來說,只要持續監督媒體,仍有其成效。

但是,台灣媒體在災難新聞中,是否有適切地扮演好訊息傳遞者與監督者的角色?從上個月所發生的國五遊覽車翻覆事件來看,媒體雖然啟動自律機制,但卻大量進行聳動八卦的網路直播,如此作法,不僅喪失守門人的專業義理,更非好的訊息傳遞者。而在監督者的角色上,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其實,遊覽車事故並非是上個月的事件,去年的中國遼寧旅行團火燒車事件,都讓人留有深刻的印象,然而,在大量報導之後,似乎沒有再對遊覽車的相關政策進行監督與報導,而這或許與台灣社會的「災難記憶」感知有關。

沒人希望災難發生,但是在災難之後,社會若能記取教訓,才能給罹難者家屬慰藉,也是對這些英靈的致敬。如何建立這樣的「災難記憶」,大眾媒體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尤其在這個萬事與歷史記憶都在快速流動的島嶼台灣,從「災難記憶」的歷史經驗中,去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應該是媒體必須要去參與的社會責任。

因此,如果媒體與大眾在乎「災難記憶」,在去年中國遼寧旅行團火燒車事件後,若能持續檢討遊覽車相關制度,是不是就不會有這次的遊覽車翻覆事件?說這句話當然是事後諸葛,多說無益,畢竟,歷史沒有如果,但是若從現在開始,媒體能夠善盡與肩負社會責任,帶頭建立「災難記憶」的傳統,持續監督與守門,或許在可預見的將來,人們不會再滿腹怨氣地,評價台灣媒體是否善盡訊息傳遞者與監督者的角色。而這或許也是東日本大震災能夠帶給台灣媒體最大的省思。

(本文亦刊載於風傳媒:台灣媒觀》是傳遞訊息還是製造恐慌?311大地震六周年給台灣媒體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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