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大開民主倒車

媒體在民主社會的重要價值,一方面在於監督權力者,同時也是促成不同社群相互理解與對話的公共空間。若要達這樣的目的,反對媒體壟斷、健全公共媒體、資訊透明公開,三者缺一不可。但最近幾年,這三件事,卻是相當不正義。

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可說是當今台灣社會的重要議題,但早在1995年的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民間社會就已反對媒體壟斷,和現在不同的是,以前反黨國體制,現在反財團壟斷媒體。

當年這場遊行其實有個爭議,遊行訴求「股權大眾化」,希望透過股票上市,取代黨政軍控制媒體,不過,有另一派認為這種作法將為財團大開大門,因而主張三台應該公共化。

最後自由市場的主張佔了上風,也成了主導台灣傳播政策發展的主要力量,不只無線電視台開放民營,也以就地合法的方式,大幅開放廣播、有線及衛星電視。然而,缺乏完整規劃的傳播政策,造成了市場小、媒體多,商業媒體龐大,公共及非營利媒體稀少的失衡狀態。更有趣的是,電視產業表層競爭激烈,但卻受制於少數大財團。短短幾年,台灣的媒體從國家意識型態的工具快速地成為財團獲利的商品,媒體市場從國家壟斷轉為財團壟斷。

媒體開放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市場優勢者,但真正能掌控媒體的人數卻越來越少,擁有者彼此的關係越趨緊密,背後的政商關係也更為複雜。也因此,反壟斷的重要性並不只在於反對某個集團掌控媒體,更重要的是,要關切其背後綿密複雜的政商權力關係,及其如何透過媒體鞏固權力、保有利益,民間社會得進而提出策略,降低政商結盟對民主政治及多元言論造成的影響。

許多國家資本壟斷媒體的問題比台灣嚴重,但相對有較具規模與健全的公共媒體,保障多樣的聲音與品味,讓觀眾有較多的選擇。

雖然民間團體於2003提出了「公廣集團」的主張,也成了國家的傳媒政策,然而這幾年除了將華視官股捐給公視基金會,客家電視台及原住民族電視台委由公視經營外,藍綠政府至今不僅沒有實際建樹,還干預董事會正常運作,而立法院動輒以凍結預算影響公廣集團。

就如同1995年遊行時的爭議一樣,媒體公共化的主張在這社會仍處劣勢,可喜的是,因為媒體日益集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體認到公共媒體的重要。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商業媒體規模越大,越容易與政治部門水乳交融,媒體原有監督與批判力量也會越被削弱,相反的,公共媒體反而較為民主政治堅守媒體崗位。

事實上,媒體越受財團壟斷,公共媒體越是無能,政府不但不必擔心被輿論監督,還更容易與財團沆瀣一氣,成一丘之貉,保有執政的優勢與利益,而台灣媒體現今的窘境,正好趁了權力者的心意。

當然,台灣的媒體並不都是那麼糟,仍有許多媒體工作者想扮演好監督者的角色,只是政府機關卻常搞密室協商,阻擋採訪。

雖然政府早就通過資訊公開法,以「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但資訊能否公開,通常是由政府官員自行決定。

2007年8月,前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要求旁聽環評會議,卻遭到環保署人員制止。不久,環保署公佈了片面訂定的「環評大會旁聽要點草案」,內容包括:新聞媒體採訪人員得列席會場旁聽,但除經在場全體委員同意,否則不得錄音、錄影,寫作時亦不得刊登委員意見與姓名。此種作法已違反資訊公開精神,還好在記者及環保團體的抗議下,環評會議仍需開放媒體與民眾參與。

令人遺憾的是,2012年12月22日台東縣政府為了通過美麗灣環評,另外闢室進行秘密會議,拒絕媒體旁聽採訪。然而,依照環保署環評會議規則的規定,進入環評委員討論階段,民眾與開發單位皆需離席,但記者仍可在場旁聽,目的無它,只是為了資訊公開,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事實上,台灣最大的黑箱政治是在立法院,只有少數人可以參與的「朝野協商」,把民意最高的殿堂搞成利益交換的叫賣場,而在學生與教育部長在立院對話的爭議後,竟有立委提案限縮公民列席旁聽、受邀備詢權利,這無疑是大開民主倒車。

民主政治的重要價值在於人民能了解公共事務,進而公共參與,可嘆的是,台灣的公共領域仍有許多媒體照不進的黑暗之處,甚至連媒體自己都陷入暗黑時代,看來台灣媒體與民主還有許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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