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靜地接受啟蒙

某個角度來看,我應該是台灣考試制度的失敗者。

高中讀的是高雄前鎮的「最高學府」--前鎮高中,雖然不是高雄高中聯招的第一志願,但也排行第四。當時這個市立高級中學有個特色,就是「升學率低,留級率高」,我,躬逢其盛。

高一入學時,一年級有十八個班級,但到了我畢業那年,只剩下十二個班,班級數少了三分之一。每個畢業班大約有五十多人,但其中一半左右是留級生,有人留了一年,也有人留級兩年,同一班裡相隔三屆的學長、學弟最後都成了同學,十分有趣。

我當然是個留級生,高一讀了兩次,也從未順利升級,經歷一次補考、二次補考的各樣關卡,即使畢業了,我的數學依然不及格。

雖然書讀的有點「鳥」,但相較之下,也不算太糟。我同學的命運大多和我差不多,還有不少人根本無法在這個學校畢業,留級留了兩次,最後只好走人,這樣的「烈士」其實並不少,每年暑假幾乎都可以來個「畢業典禮」。

說起畢業典禮,也是我的傷心事。那時參加學校合唱團,每年畢業典禮照例都得上台演唱。高二那年,也在指揮的帶領下和團員們登台高唱驪歌送給畢業生。只是,那屆的高三畢業生中有不少是和我同一年一起入學的同學,我高一,他也高一,但我第二次讀高一時,他們就升上高二了。於是,我二話不說,拿了一張「畢業生」的掛牌,反過來寫上「留級生」掛在胸前,唱著離情情依依的畢業歌,自我哀悼。不過,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受傷太深」,心中匯聚了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陰霾,一直到唸完博士,我都沒有參加過任何的畢業典禮。

更有趣的是,好不容易畢業了,大學也沒考上,考第二次,結果也一樣。

其實,第二次讀高一時,我尊敬的地理老師就非常認真地告訴我:「管中祥,我真的覺得你不適合考大學」。這是我聽過最中肯的一句話,不僅讓我頻頻點頭稱是,最後還一語成讖。
不過,坦白說,留級或沒考上大學,並不是件壞事,至少我可以理直氣壯的安慰在求學路上同樣的失敗者,或者那些和我一度以為人生沒什麼未來的年輕人。畢竟上帝就算把你關了門,也會特別為你開了一片適合你的大窗,有時候人生的路上跌個跤,或轉個彎,看到風景反而更豐富。

高中時代雖然苦悶,但卻也充滿希望。高二那年,髮禁解除,原本人人都像是個禁慾者,但一下子就獲得解放。我們再也不用把那特意留的一小撮「長髮」,用定型液尷尬地藏在短短的三分頭裡。

對於未來,不只是擁了掌握自己頭髮的權利,社會力量也在當時逐步解放。

當時的台北遍地峰火,社會運動四處興起,人在高雄的我,對「京城」發生的人民行動也只能透過媒體朦朧地了解,然而,媒體掌控在黨國的手中,傳送到我們家中的內容幾乎都遭到篩選與扭曲。

那時的高中生大多會到補習班補習,從南台灣各地來的學子幾乎全多聚集在著名的「補習街」--七賢路上再教育,我也不例外。

不過,補習是很無聊的,早上在學校聽不懂的東西,到了晚上再聽一次也未必會懂。但我喜歡補習,除了可以看到正妹,從補習班回家的路上,還能得到救贖與解放。

我們都是受黨國教育長大的孩子,腦袋裡總是被偉大的領袖及萬惡的共匪給佔領,反正國民黨就是大哥,大哥永遠是對的,聽他的話準沒錯。但在那條回家路旁的空地上,總會有人帶著放影機、架起電視機播放著電視上看不到的錄影帶。你不要以為台灣會豪放到在大馬路旁播出色情影片,其實,放映的是另類媒體工作者者拍攝的街頭抗爭影像紀錄,以及反對黨在議會認真問政的錄影帶,這些在當時台灣的合法媒體裡完全看不到的。

在那條回家路旁的空地,我總是不發一語,靜靜地看著,靜靜地想著,靜靜地接受啟蒙。

(本文刊登於「兩岸公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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