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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自由》向環保署妥協,處理不公今辭職

環保署於96年 9月 19日 致函報社,在未援引任何法條與未經法律裁定確認的情況下,單方面指稱,我於8 月10日 、9月 17日 兩度要求環保署環評大會資訊公開的行為,「已嚴重妨礙公務,請 貴報迅行處理,同時本署不同意該記者再至本署進行採訪 」。社方於9 月25日 週二晚間晚間9時 31分,在未經詢問我環評大會事件始末的情況下,片面以電話口頭告知, 9月 26日 起將我調至內勤,且無任何申訴管道。

本人行為是否為妨礙公務,應經由檢察官偵查,法院公開審理判決始能定論,政府行政單位環保署未審先判,點名我妨礙公務之不實指控,已涉及對我造成名譽誹謗,並指名拒絕我進入環保署採訪,且發函報社要求迅行處理。對此, 台灣大學新聞所教授張錦華日前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曾表示,環署片面拒絕個別記者採訪,嚴重戕害新聞自由」,台灣師範大學大傳所教授胡幼偉也提及,記者基於社會責任與新聞自由,有權利報導政策,「環署此舉非常不恰當,違反新聞自由」;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馮建三則指出,環署此舉是「錯上加錯」,「妨礙媒體揭露事實的權利」是違反民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陳曉宜也說,基於新聞自由,政府機關應尊重記者採訪權,不應限制或行文拒絕個別記者採訪。

抗議!反對環保署剝奪自由時報周富美採訪權連署書

9月20日自由時報和記協都收到環保署一只公函,文中環保署片面闡述:「8 月10 日及9月 17日環保署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議時,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嚴重妨礙公務」,同時環保署表示不同意周富美再至環保署採訪,要求自由時報訊行處理。
對於周富美爭取環評會透明化與採訪權過程細節,不先在此評論;但環保署環評會委員肩負「替台灣環保生態環境之永續發展」重責毋庸置疑,因此,第六屆環評會在前環保署長張國龍任內採取公開、透明之審議作業流程下,擋掉不少違害台灣生態永續發展之開發案,本屆委員會因環保團體代表全遭撤換,也因此環評會受到更高的關注,對此環保署本應更公開透明來回應社會期待。豈料,8月10日召開的第一次會議就採取「關門會議」,而9月17日召開的會議又因為電子媒體的拍攝,引發委員關切並拉上窗簾,經周抗議打開窗簾後,環保署卻在日前行文自由時報、記協不同意周員進入環保署採訪,近日來周員赴環保署均遭警衛阻擋。

我們要在這裡抗議、反對的是:
1、 反對環保署在任何不透明或技術干擾下,限縮媒體的採訪權,以及反對環保署違反資訊公開法精神。
2、 抗議環保署走回封建官僚老路,剝奪記者採訪權。
3、 反對、抗議環保署透過媒體對採訪記者作任何不當施壓,或者剝奪工作權。

你是被害人還是加害人?

這次發起「聯合報請向精神病患道歉」的網路串聯活動,得到很多人的義務協助與加入聲援,其中絕大部分的人都與我素昧平生;而看著每天加入的部落格不斷湧入,我除了感謝,還是感謝,好幾次半夜看著電腦,眼淚幾乎流下來。

支持聲援的聲音雖然不少,批評指責的聲音我也聽到了,例如有的人認為我正事不幹,盡作這些小鼻子小眼睛的抗議沒有用的;也有人認為我怎麼只針對聯合報,其他媒體就不管了嗎;這些批評其實都有道理,我也虛心接受,並盡力解釋我的立場。就如我回答立報記者時所說的:我沒有把網路和現實分的那麼開,因為精神病患者受到的傷害無分現實或是虛擬,而在網路上加入串聯的朋友們,他們的熱腸也無分現實或是虛擬。至於只針對聯合報的確是一種指標戰略考量,一方面因為該報報導呈現的問題最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媒體運動也無法一次就做到野火燎原—革命只能漸進,無法躁進。

然而諸多批評指教當中,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你們怎麼只關心加害人,被害人才需要關心不是嗎?」看到這說法時我腦筋還一下子轉不過來,心想:我們的確是關心被媒體迫害的被害者啊(精神病患者)!

制定反歧視法是不夠的

NCC制訂的「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增加了廣播電視「不得煽動族群仇恨或性別岐視」,違者將處以三萬到一百萬元罰鍰的條文。這項內容不論從它國經驗,或者本地現實來看,都有其重要意義,然而,在執行方式,以及促成多元文化的積極面向上,仍有諸多亟待釐清之處。二次戰後,各國內部族群問題爭議不斷,透過傳媒鼓吹種族主義,散佈仇恨式語言(hate speech),歧視弱勢群體的現象經常可見。許多國家開始反思如何阻止此種現象的擴散,1990年代,美國及歐洲國家陸續制定反仇恨法,禁止宣揚仇恨與歧視的言論及行為。歐盟於2007頒訂的「電視無疆界指令」中,也重申尊重多元文化、保護弱勢族群與拒絕宗教與種族歧視的一貫精神。不過,即使如此,很少有國家將這項規範訂於傳播法規,而法國不但載入「新聞自由法」,違者還會遭到判刑或罰鍰。

這種仇恨與歧視性的語言在台灣也十分嚴重,近年媒體各擁其主、各據市場的結果,新聞媒體應有的公共論域功能日漸喪失,成為黨同伐異的屠宰場。然而,類似的問題不僅出現在政治節目,社會新聞中對愛滋病、精神障礙者、特種行業的歧視,甚至綜藝節目嘲弄性別、外表、種族、口音的老梗也經常可見。

[台灣立報]官方干涉媒體 自由時報環保記者調職

【記者胡慕情台北報導】號稱擁有第四權的記者,若被剝奪了勞動權,是否有能力「為人民發聲?」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日前要求旁聽向來公開的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時,引發環保署人員與她衝突。環保署去函自由時報,要求自由時報召開評議小組處理周富美「妨礙公務」的問題。周富美在中秋夜臨時被通知將調往內勤組工作,昨天生效,毫無溝通與申訴管道,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權益大打折扣。周富美表示,中秋節晚上9點31分,她的長官蔡以倫打電話告知她,報社召開評議小組決定將她調往內勤。周富美問了一連串問題,包括:爭取資訊公開為何有爭議、開會內容有無白紙黑字紀錄、開會時間與地點為何、組成成員有誰,「但蔡以倫一問三不知,僅表示她只盡轉告責任。」

周富美不斷追問,蔡以倫透露有3位「大長官」,包括政治組、生活組等,但依舊不肯透露姓名。周富美無法接受這種評斷,表示要申訴,「但蔡以倫卻說,自由時報內部沒有任何申訴的流程與管道。」周富美錯愕,發了一封電子申訴函給報社內部所有同仁與長官,「我認為這是記者勞動的重要權利,沒有申訴管道,不曉得勞工局會不會處罰?」

周富美表示,自己衝撞環保署的行為確有討論空間,但報社為何只憑一封環保署發的公文便要她調職?沒有讓她公開說明的機會就決定,缺乏尊重。昨天調往內勤的周富美沒事可做,形同冷凍。

[台灣立報]媒體檢視偏差 當事人負面形象放大

【記者陳怡君綜合報導】日前「婦女救援基金會」委託「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針對中國時報、聯合報、聯合晚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進行「人口販運新聞」進行系統性分析。分析發現,人口販運新聞偏向社會衝突的角度,並多採用檢警調的說法、凸顯當事人外貌,呈現可憐又可惡的雙重形象。分析報告指出,高達87%的人口販運新聞偏向社會衝突的新聞,多從個案的細節描述著手,並未從宏觀、結構、全球性的視野與角度探討人口販運現象的成因;並採取社會新聞的處理手法,使得此類新聞充滿著衝突、偷窺、奇情的新聞風格。此種報導方式,容易對相關當事人造成負面的觀感。另外,媒體所引用的消息來源大多偏向官方機構,如:檢、警、調,大多強調官方的行動決心與破案績效偏向官方觀點,較少當事人聲音。

最後一個特點是,人口販運新聞突顯當事人外貌,物化與商品化被販運者,不僅新聞內文強調外貌的描述,在標題、圖說中,也有大量強調外籍女子衣著與外觀的呈現可憐與可惡的雙重形象。

一方面呈現了這些人受到人蛇集團或不法官員的壓榨與剝削,另方面又強調來台賣淫女子對錢財的攻於心計與另有所圖,甚至成了本地正常生活秩序的破壞者。此種呈現方式是對受害者的再次懲處。

NCC大小眼!偏愛財團!藐視人民!

NCC大小眼!偏愛財團!藐視人民!
--我們對NCC傾向業者表達強烈抗議!

娛樂電視,不被電視娛樂

「電視新聞..反交流..精神分裂..歌舞雜耍...民眾對漫無條理已經見怪不怪..娛樂得麻木不仁..」。這是在說21世紀的台灣電視嗎?不。是二十多年前的美國。

讀及這段文字,國人可能有兩種反應。一是倍覺詫異:不說美國電視新聞很專業嗎?怎麼會在三大電視網寡佔的年代,美國電視就已經是這副德性?二是了然於胸。原因也許又有兩種。
責怪科技的人說,「天下烏鴉一般黑、電視這種形式本質就只能這樣」,往昔的美國今日的台灣,無足為奇。責怪商業的人說,利潤歸私的競爭動能,早晚逼使業界走向惡質,也就有此表現。2007年7月27日,美國鳳凰城兩地方台搶警察追逃車的新聞,直升機對撞,4人致死,只不過是電視的荒謬面向,最近一個悲哀也卑微的註腳。

本書是歷史之作,約有10種語文譯本,脫胎於1984年書展講演,經擴充與提煉而成,作者藉由對比印刷閱讀與電視影像,推演主要觀點:「審查..令人反感,也必須反抗..影響卻微不足道..查禁..不會嚴重妨害..自由..電視..顯然笑裡藏刀..不妨害..還擴大..自由....電視經濟..聳動我們不斷收視..沒有人禁止我們自娛」。

宅事件:誰是共犯?

天下雜誌於八月底製作了「宅消費」專題,九月一日中視的「我猜」節目亦以宅男為題製作了備受爭議的內容。後者由於過於刻意地拼湊負面形象,引起了動漫畫愛好者的不滿,而計畫於9月23日至中視陳情抗議。

「宅」所指為何?姑且先把這個問題擱置在一旁,讓我們思考是基於怎麼樣的邏輯產製出這樣的節目,並且引起這麼多人的憤怒?
綜藝節目在商業媒體的運作邏輯下,首重的即是收視率。然而為了確保收視率,自然不能得罪一般大眾所認可的價值觀,於是在建構宅男的形象時,便誇張的製造、拼湊主流價值觀所不認同的邊緣性格,如:不注意個人衛生、缺乏社會生活、對於性充滿幻想卻不敢接觸異性等等...而在建構這樣形象的同時,又站在自認的主流立場,對他們建構的形象窺伺、批判,來達到娛樂的目的。

日本也有相同的狀況。經歷泡沫經濟以後,企業大量裁員造成了失業潮;也徹底銷毀了過往的終身僱用、年功序列制,並以員工的實績取代之,使剛畢業投入職場的年輕人面臨了更高的工作壓力與更糟的工作環境與報酬;再加上隨著社會變遷,女性大量投入職場,使得失業人數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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