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靖堂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電子報編輯) 採訪報導

自今(2013)年七月底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成立以來，由於尚未完全熟稔公視各項業務與釐清前屆董事會爭議，四個月過後，方完成進行新任總經理的遴選。不過，也因為公視意識到有依《公視法》選任新總經理組織新內部治理團隊的必要，在董事長邵玉銘主持下，公視董事會終於九月底公告啟動遴選作業，並於10月22日召開遴選委員會與臨時董事會宣布現任總經理曠湘霞留任。

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歷經近三年的紛爭與難產，終於在今年六月底最後一次審查委員會通過，並於七月底在內湖公視大樓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會中選出前新聞局長邵玉銘擔任董事長，依據《公視法》新董事會也必須在一定時間內選任公視新總經理，以維繫公共電視的正常運作。

董事會政治爭議後 總座遴選影幢幢

由於第五屆董事會產生過程受政治介入疑雲的紛擾不斷，使得董事會產生後，公視總經理的人事選任也成為焦點，為此公視董事會曾於八月第二次例行會議決議將以「公開透明」形式進行遴選。邵玉銘當時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為避免公視總經理遴選產生類似董事會產生過程的爭議，決議以「董監事會全體董監事，共同參與遴選過程」方式透明公開。

文／張十七 (研究人員)

公共電視的新任董事會近年幾經政治周折一再難產，文化部長以「國際笑話」稱之。不過作為觀眾，恐怕不容易從每日看電視的經驗裡感受到高層的政治問題。新董事會難產的934天中，公視整個組織運作一派如常，沒有播出半刻的黑畫面。最近的《2012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裡甚至指出公視新製節目時數是歷年之冠，是報告開頭董事長與總經理的談話中頗值得驕人的成績。

一般來說，年度新製節目時數可用來簡單評估比較影視部門的製作能量，因此我們好奇，公視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的意義是公視製作能力增強了嗎？而根據是什麼呢？或有其他意義？

眾所皆知，從製作資源來看，公廣集團的擴編計畫停止，政府撥付的有限預算持續未變，而公視在法定承製的原視、客台與宏觀頻道上應得的經費，由主事的原民會、客委會與僑委會撥補的額度卻逐年減少（開始承製的2007年至2012年間，少掉10%）。從組織興革觀之，其一是公華視的整合工程延宕，促使共同資源、設備與人力無法能發揮更高效能；其二是延任的董事會長期處於「看守」狀態，難以帶領組織改造。

在制度條件、組織效能與資源人力皆未變的前提下，一個自身就惶惶不安的董事會如何促成公視「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呢？

文／楊虔豪 (駐韓獨立記者)

我是駐韓獨立記者楊虔豪。我相信大家在台灣凡是任何有關朝鮮半島議題的相關報導或評論，多可見到我的身影。從今年起，我以獨立記者身分定居在南韓首爾採訪與撰稿。

每當我在南韓或在台灣向碰到的人表明我是「獨立記者」時，通常大家聽到都會感到吃驚疑惑。由於在南韓重視個人所屬的組織與文化，在新聞圈鮮少聽到有「獨立記者」(Independent Journalist或Freelancer)這稱號，當然就容易引起許多人的鄙視或不信任。

而在台灣，近年隨公民新聞學興起，以及包括李惠仁、朱淑娟等人開始自立門戶製作報導，還有包括獨立媒體如苦勞網、PNN、新頭殼、上下游等也發展了一段時日。相較於南韓，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新聞產製方式，在台灣不論是真的受到重視也好，或是被炒作也好，它的確獲得吹捧，也有越來越多人持續探究這領域的發展。在這環境下，我要嘗試做的是「獨立記者有沒有從零開始的可能」。

文／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獨立媒體學院共同發起人、weReport執行委員)

台灣的獨立媒體蓬勃發展，豪傑輩出、分進合擊，正在加速形成相互連結、共同創造和分享價值的生態系（ecosystem）。

獨立媒體——又稱公民媒體、另類媒體——是獨立於政府、政黨、財團之外，為基層民眾發聲的媒介。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當大眾媒體迎合政經權貴、漠視民眾權益，就會有人運用當時當地的簡便工具，打造獨立媒體、發送草根訊息，來對抗大眾媒體、爭取民主人權。

台灣民眾在網路普及前用異議雜誌、社運影帶、地下電台來揭露真相；網路普及後，用BBS、部落格、Facebook等社交網站、YouTube等影音平台來傳播訊息和觀點。這些媒介都是獨立媒體。

四類獨媒 百家爭鳴

獨立媒體依其成員是個人還是團隊、側重採寫還是編輯，可分成四類：

一、團隊採寫：例如報導社運的《苦勞網》、深耕生態的《環境資訊中心》、服務移民移工的《四方報》、 監督災後重建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聚焦農業的《上下游新聞市集》、重視媒體改革的《新頭殼》、關注社會議題的《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文／葉大華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古諺云：「清官難斷家務事」，意指家庭內部的事，外人很難搞得清楚，更何況是有糾紛找人評理斷是非。不過時至今日，隨著民主法治與普世人權觀念的發展，許多法令規範也進入了家門，諸如家暴、家內性侵、親子關係鑑定、監護權歸屬等議題，藉由法令保障私領域家庭中的成員，免受不當人權侵害或釐清教養與照顧之責。然而即便有了法令的保障與規範，總是有名人家庭的家務事，被搬上媒體檯面公開討論，成為談話性節目題材或市井小民茶餘飯後的八卦來源。

窺伺與獵奇不應傷害兒少

媒體深知人有「窺奇」或「獵奇」之慾望，故豪門、明星或政商名流家庭的一舉一動，往往成為重要的窺奇素材以及閱聽率的保證，因此無論其身為公眾或半公眾人物，可謂毫無「隱私權」可言，才會有近年來各種反制「狗仔隊」偷拍之新聞出現。然而即便如此，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照理說媒體報導名人家內事如涉及到上述相關法令規範，相關報導準則應當用同一套標準公平對待名人家庭及其子女，然而往往並非如此。正因名人擁有之發言權及社會位置十分特殊，在現今商業媒體「腥羶色」報導文化下，其家內事多半會被放大處理，也最難善盡「保護隱私」及「降低傷害」的報導倫理。

文／林靖堂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電子報編輯)

陸軍下士洪仲丘疑遭虐死案七月以來，由於媒體大肆報導與網路社群媒體的討論，召喚出共計超過25萬人的白杉軍公民運動，影響力不可謂不大。洪案之所以引發社會輿論廣大迴響有其社會因素，但不可諱言，傳統平面與電子媒體每日不間斷新聞報導、政論節目不斷批評討論，是八月初這場公民運動運動推波助瀾的重要原因。不過，七八兩月以來台灣媒體的洪案新聞熱，是否全無可議之處？本期電子報從談話性節目與媒體議題的多元呈現，重新檢視台灣傳媒在洪案上是否負擔媒體該具備的公共責任。

從收視率結果來看，媒體報載，七月以來，電子媒體報導或評論洪仲丘案所帶來的收視率，有呈現高於以往的趨勢。例如中天新聞台談話性節目「新聞龍捲風」，即從六月份0.6上下，一度攀高到1.22以上；其他諸如JET電視台「新聞挖挖哇」也從過去平均0.5的收視率百分點，7月中旬的收視率曾達到0.66個百分點；三立新聞台則於8月初製作《送仲丘悼人權真相追到底》特別報導，收視率更是高達1.57個百分點。

從以上收視率所展現的變化來看，台灣媒體對洪案的報導，的確促成了一般閱聽大眾對洪案的關心與討論。然而，就媒體經濟學的意涵來說，收視率的提升也意味著從廣告主身上獲得了更多廣告利潤。只是，收視率雖然漲了，但媒體的表現仍似乎有許多值得檢討與商榷之處。

文／楊品皓 (上班族)

媒體觀察基金會電子報於上一期做了有線電視分組付費的專題，詳盡點出消費者權益、業者的規模經濟以及數位匯流的影響下如何健全台灣有線電視系統的生態，然而，筆者在這邊也要點出幾個個問題，一是現行台灣有線電視系統的收費與城鄉資訊差距的問題，二是落實分組付費之後，真的有助於改善消費者權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