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約翰 (台灣立報副總編輯、世新傳播博士學程博士生)

我從來都不主張為了保護特定年齡的閱聽人而限制他們的閱聽內容。
還在唸幼稚園中班,我就開始看報紙。上小學後,父親天天帶報紙回來給我看。不只是國語日報,我也看一般大人看的報紙。
小學六年級的某一天,父親下班回家,沒帶報紙給我,也不肯說理由。過了一段時間我才發現,那天的報紙上,刊登8名小學生因為老師體罰而到教育部陳情的報導。先父認為小學生看了會「學壞」,因此不讓我看。
當時台灣還在戒嚴中。現在回想,深受黨國教育影響、歷經白色恐怖時代的先父,保護兒子的心態不難理解,大概怕我跟著步入「歧途」,挑戰體制;但我當時十分不滿:為什麼跟我這麼切身相關的事情,卻不讓我知道?
這件事,讓我從此對於言論控制、知情權十分敏感,也成為日後投身新聞工作與傳播教學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我終於還是在某種形式上步入了「歧途」。